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任弼时等专门讲了发展党内、党外民主问题。毛泽东称这是“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会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和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提法首次出现。

    两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人民代表会的指示，并作出了相关具体规定，这是党在西柏坡关于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重要举措。

    石仲泉(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和党史学者)

    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史看，九月会议是一座历史丰碑，而毛泽东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奠基之作。

    清醒而自信的新中国缔造者们，以自己的实际作风，挥别“历史周期率”的阴影。

    正如黄方毅所说：“周期率一面‘历史大鉴’，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导致人亡政息，亦可以居安思危，催人自奋。”

　　(四)纪律约束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在各地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红歌会”上频频唱响，成为人们了解解放军军纪传统的感性教材。

    1949年5月27日，大上海解放，市民们看到解放军宁可在雨中露宿街头也不扰民的军纪作风，感慨地说：“这是我们的军队。”“其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准则，也是党的工作者和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对党保持和发扬优良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党史研究者如是评价。

    西柏坡周恩来旧居内摆放的一台收讯机，可做上述评价的例证。

    陈毅托人将收讯机赠给周恩来时，还附信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以在屋内跳舞。”

    收到信和收讯机后，周恩来特意把信亲笔批转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其他4位书记，按党的纪律要求公开了这份赠品的“来龙去脉”。

    共产党需要“铁的纪律”。

    正如邓小平在九月会议发言中所说：“加强纪律性极端重要，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而加强纪律性与发展党内民主又是相连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上级，在区党委，在党的高级干部。”

    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曾指出：“我们党正是依靠这样的纪律，保证了由乡村到城市的顺利转变，保证了党在那个时期能够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

    党委制和请示制度的设置，无疑是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在制度安排上的具体体现。

    1947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许多城市获得解放或即将解放，原来许多各自分散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中，由此产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