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平(西柏坡研究专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把共产党走过的斗争道路与李自成走过的道路相对照，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为何对李自成这面史镜念念不忘的缘故。

    的确，都是率领劳苦大众打天下；都有过失败、成功的曲折经历；都曾在陕西一带开辟根据地；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305年之后，毛泽东要率领中共中央进北平，进驻同一座都城。

    巧合点如此之多，李自成的历史悲剧怎能不引起博古通今的毛泽东的注意呢！

    提醒毛泽东以史为镜者还有黄炎培。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到访延安的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就曾坦言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

    与黄炎培一样，经历了国民党兴衰败亡的傅作义在交出北平后，以他军人的直率和自身的深刻体验对前来接收的解放军代表说：“国民党统治30年就垮台了，你们共产党当然不会那么快就重蹈覆辙，但40年、50年后呢？”

    老百姓说：“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无论是尚处于抗战胜利前夕还是即将走上执政舞台，毛泽东对这些有识之士发出的警告之声深以为然。

    (二)现实之忧

    “现在我们也要进北京了，你想没想过，我们进了北京该怎么办？”“我想，已经进北京了，也用不着天天再吃小米，伙食总该改善得好点了吧？”“还有呢？”“我们也不能像城里人穿得那么阔气。可我们的补丁衣服不要再穿了，要不人家会笑话我们哩！”

    这一段未见诸于正史的记载，是已故纪实文学作家阎涛采访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马汉荣后，将当时的情形还原加工成的一段对话。

    不过，类似警卫员马汉荣的心态，确在杨尚昆的回忆录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多次组织过中央“大搬家”的杨尚昆，对离开西柏坡的那次胜利前最后的“搬家”感触颇多。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交通运输有汽车，有火车。但人们的心理状态也起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同志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说这张床睡着舒服得不行，一定要搬走。只好说服大家。”

    几天后的3月27日，已经进城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又写道：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感触甚多。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的这种“感触”罗荣桓也曾有过。

    辽沈战役后，罗荣桓感到：“部队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轻敌，二是偏安、享乐，要求休养改行。”

    对胜利的渴望变为现实的时候，喜悦之余“享受”胜利果实之情便油然而生，毛泽东在这种变化中看到了“危险”。“防止冲昏头脑，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要注意。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必须防止。”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王玉平：

    善于从历史和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的毛泽东，对骄傲情绪的思考和关注格外多，这种思考和总结，积淀形成了我们党的一大特点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