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2001年10月，我回家乡参加了母校信丰中学60年的校庆，2008年5月，我应邀赴天津市参观学习时，出席了与南开大学学生座谈的联谊会。在这两次活动中都遇到了一个相同的话题，同学们要我给他们讲讲自己成长道路上最值得回味的故事。
    面对眼前这两所学校的教学条件和生活环境，多么使我羡慕，回忆往事，一种强烈的对比感涌上心头。我觉得还是讲点与当学生有关的故事更为贴切。
    从家父陈辉琳说起，他于民国元年（1912年）以优异学习成绩考取官费赴日留学，5年后从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辛亥革命后的国内国际动荡复杂的形势，冲击着广大爱国青年，也使他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家父回国，先在司法机构任职几年后就告退返乡，推行平民教育事业，一干20余年，直到终生。他在家乡倡办多所中学和小学，躬任校长兼教员。他在家乡首先倡导男女平等，疾呼女人和男人一样应上学学文化。他凭借其学识和声望，常主持公道为当地调解纠纷，众乡亲称赞他功德无量。
    家父的学生中涌现出了郭一清、黄达、曾思玉等红军高级干部。我的姑母陈翠英（年轻丧夫）和表姐肖菊英（舅舅唯一的女儿），两人均在家父的支持引导下于1925年投入大革命洪流，带头冲破封建礼教，读书求知，参加社会进步活动。15岁的菊英担任了本县妇女解放协会的主席，翠英成了该协会的骨干分子（后当红军牺牲于广东）。
    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八一”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军队进入信丰整顿时，从事宣传和支红工作的肖菊英有机会亲睹革命军队领导人的英雄风采。1930年，才貌出众的菊英在红军干部学校学习后，调红二十二军参谋处任秘书时与陈毅军长结为夫妻。在敌人发动第三次大“会剿”时，担任中共赣西南特区秘书兼妇女部长的肖菊英壮烈牺牲于兴国。菊英牺牲之后，陈毅当即写下一首16句的《忆亡》诗词，感人肺腑，流传至今。陈毅还曾利用战争间隙，带着亡妻珍贵遗物，专程来信丰探望岳父母。1949年信丰刚刚获得解放，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即致电赣西南军管会负责人杨尚奎（当年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部下），代他转达对烈士亲人的抚慰，并特邀健在的烈士母亲及其兄弟亲属，一道赴上海会面。这一切，真实记录下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情义和真爱。
    家父是在1945年侵华日军败退时，被抓去当挑夫，受尽折磨，就在被押经南康潭口时的一个深夜里，他在逃离日军魔爪时不幸从屋顶坠落遇难。家父的一生，勤奋、清贫，他去世时我才10岁。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的童年起了较大的影响。
    我幼年开始接受父母教授文化知识，我也爱听他们讲古今勤奋、孝道的楷模故事。我的学历较简单，在小学跳级念过3年后，便在艰难条件下念了3年半中学。当时为了能够争取到免缴学费的资格，从初一到高一，经过艰苦奋斗，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前茅，并被免试保送上了高中。
    我是走读生，学校距离本村三四里路程。每天的学习与生活比较规律，即，在校上课时，做到专心一意把每节功课听懂问明，我常常都是最后离开教室的学生，这是取得好成绩最重要的一条；其次是，充分利用上下学走在路上的时间，把当日的功课记牢，我常常会边走路边从书包中拿出课本翻翻。这样，每次老师的开课提问，我基本都能较好地回答出来。同学们误认为我必定是每晚用很长的时间复习功课。其实我每天放学回家后，是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需要干许多家务，如喂猪割草，帮助嫂子看带孩子等。天黑了，为节省灯油，得早早熄灯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