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叶家，对李秀文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这里有他的亲笔信。”所谓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就是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李秀文看确系叶挺亲笔所写，就问来人：“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来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地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六点钟我们再来接他们。”

　　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

　　“12月27日晚上11点多才在衡阳的一个宪兵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我们经过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间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拥出了二十多个拿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接着，那一批人就拥着叶挺转过山后，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叶挺被开除出党

　　在恩施被软禁的日子里，叶挺一方面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想给身边的孩子多一些家庭的温润和悦，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叶正明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关于叶挺的论述和评价，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见解。

　　叶正明对我们说：关于叶挺生平，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和对父亲的了解，上述说法是与叶挺的真实精神风貌很不相符的。

　　他先讲述了“脱党”的事。

　　在广州发动起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的，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

　　然而，鉴于叶挺是被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保障安全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结果临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来广州。而实际上，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正像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回忆所说：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叶挺了解到，对发动此次广州起义，广东省委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像聂荣臻等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工人代表黄亚恒也提出了起义时机问题，指出起义力量仅数千人，虽然广州城内空虚，但外围敌军达10余万。

　　黄亚恒的意见引起了叶挺的高度重视，他找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