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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