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的早期战友。他们循着“战友――女友――挚友”这一轨迹走完了各自的人生。

　　战友情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张若名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与邓文淑(即邓颖超)同为该校第十级学员。“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吹响之后，张若名与周恩来等共同发起组织了天津进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的成立，使天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张若名、周恩来等经常在一起研究斗争形势，探讨救国良方。当1920年1月，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后，周恩来、张若名等开会紧急动员，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和于方舟4人被学生们公推为代表，要求面见直隶省长曹锐。

　　游行队伍在周恩来的指挥下，群情激愤，一路高呼爱国口号。可是，当他们来到直隶省署门前时，省署两扇大铁门已紧紧关闭，任凭你口号呼得再响，门内却不见有任何动静。周恩来、张若名等4位代表从门下的缝隙钻进省府，找当局说理，游行队伍继续在外边呼喊口号声援。当周恩来他们一钻进省署大门，埋伏的大批反动军警随即一拥而上，将他们悉数逮捕，随即打开大门，棍棒飞舞，水龙喷射，反动军警们疯狂地殴打、驱赶游行学生。

　　被捕后的周恩来在狱中领导着难友们的斗争。他们经过狱内外半年多的共同斗争，终于于1920年7月17日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经过思考，认为通过和平手段救国已经不可能。“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们决定西旅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当年11月，周恩来、张若名和郭隆真等一起从上海乘坐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欧洲勤工俭学。

　　在法国，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则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当时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张若名聪颖好学，进步很快，法文学得也比其他人要好，这样就常常由她主讲。所以，从1919年到1924年，周恩来和张若名等一同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一同为探求救国真理而努力，他们是亲密的战友，相互间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

　　女友情

　　据1992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写作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说，“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来爱上的这“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张若名。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才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嫡长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时，邓颖超还十分诧异地写信问他：“若名呢?你最近的信上为什么不提若名姐?”可见，周恩来与张若名当时的恋情已是他们同学和朋友圈子内的公开秘密。

　　在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她说得更清楚了。

　　那是周秉德第一次接触恋情的时候。周恩来、邓颖超对她没有家长式的管教，也没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说起了他们当年的“恋爱史”，对她进行现身说法的教育。

　　邓颖超谆谆告诫秉德说：“年轻人都要经历谈恋爱的过程，选择对象应该首先考虑志同道合，也要考虑家庭可靠。”

　　周恩来接着深情地回忆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当秉德发出怀疑的询问后，邓颖超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