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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