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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