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更是全面检讨了他们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４８９２５斤，广东的中稻亩产６０４００斤，北方水稻亩产１２４３２９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所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沉痛地检讨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当年“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这应该是一种深刻的反省。毛泽东当年也批评过《人民日报》、新华社，说他们吹得太凶、太多、太大，如不改正缺点错误，“《人民日报》就有可能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告诫他们“头脑要清醒”。吴冷西还就其他方面的宣传错误作了深刻检讨。
从上述几位省部级主要领导的检讨可见，“出气会”阶段，领导同志所检讨的内容相当多地集中在粮食或与粮食直接有关的问题上。
大会评判和处理干部的着眼点：粮食问题
安徽省在“大跃进”时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较多，与河南、四川等省一起同为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但安徽的同志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没有认真检讨很不满意。刘少奇三次去安徽组，严厉批评了曾希圣。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提到“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所指之一便有曾希圣。对于安徽饿死人的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但安徽省委未向中央报告，捂盖子。刘少奇此前就同曾希圣提过，希望他主动检讨。但曾希圣未检讨。会上，刘少奇气愤地说，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的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
１９６０年下半年起，曾希圣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热烈欢迎。这一点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外，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时，他便只有检讨。这就将他做得正确的、极有意义的尝试，与他的错误混在一起批判了。但刘少奇在几次对曾希圣的批评中，并未揪住“责任田”问题不放。
由于安徽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多、破坏性大，而曾希圣检讨又不主动、不深刻，所以对于身兼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中央也只好同意了他的调离安徽的请求，实质上是将他免了职，由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尽管曾希圣并未被免去在华东局的职务，但大会之后他一直赋闲在家。他自己非常痛苦也十分痛心，感到对不起安徽人民。曾希圣赋闲在家时，还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误农时，加快农民的插秧进度，他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并用家里的花盆、面盆、洗澡盆做育秧试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粮食的增产问题。
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从全国人口来看，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却是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四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人口１３５０万，四川四年则净减人口６２２万。但在大会上，四川未被列入重灾省名单。大会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信中揭露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和压制批评等问题，受到大会的重视。中央派邓小平来四川组，又有了毛泽东的“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问题的指示，四川的同志很高兴，李井泉却有些紧张了。他明白这几年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饿死人）很多，上下怨声载道。作为第一书记，他自知责任重大。然而李井泉还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作检讨，争取过关。李井泉一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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