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是“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有限地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是开得较为成功的一次大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甚至可以说，开会时除了讲粮食还是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周恩来当时被人送了一个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更心急如焚，常向各地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为了使江西省同意外调三亿斤粮食，周恩来在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三杯酒，一杯酒就是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从１９６０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１年关于粮食的谈话有记录的就有７０多次。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七千人大会的出发点：粮食问题

　　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和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并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情况还相当严重。１９６１年开始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情况并未有太大的好转，国库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且城市已发生请愿事件。万一城市断粮，后果不堪设想。１９６１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３２亿斤粮食，可到了１１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２０％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此外，转眼就到年底，１９６２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未能解决问题。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小平在会上直言阐明，１９６１年就靠这３０天的工作，这３０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１９６２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１２０亿斤、１５０亿斤、１８０亿斤。如是１２０亿斤，就得大量进口，就无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就很难过；如是１５０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１８０亿斤，就可以不进口，还有点调剂余地。

　　听了这三个数字，各中央局书记都在心里叫苦不迭，他们本是愿意接受中央任务的，但是这任务要分解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去层层落实，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么办？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１５０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１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中央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认为，召开地委书记会打通思想，有道理。如何打通思想，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毛泽东认为，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