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长孙朱援朝说：“他总把我爸拉到一边，嘻嘻哈哈。他烟抽得挺厉害，还都是好烟，老有除了毛泽东其他领袖都很少抽的熊猫牌，是那种金属扁方盒装的。我爷爷不吸烟，家里也没烟，我爸却抽烟，偶尔会向杨尚昆要两包好烟抽。”

　　每当杨尚昆得到或买到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就会拿到西小灶餐厅里来，给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试制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熊猫牌的，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的。因为此前，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曾送给朱德一架非常高级的日产半导体收音机，有一个旅行包那么大。

　　那时中南海里上中学的男孩子，课余受好之一就是装半导体收音机。刘源、朱德的几个孙子，都自己装过，而且一直琢磨着小型化问题，自己买塑料肥皂盒，设法把所需要的零件塞进去。

　　“但我们装的那玩意儿，和杨尚昆拿来的小半导体简直科没法比，赢得了我们不少赞叹。他对刘家和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说：你们看看，咱们的上海，能造出这么精巧的东西来了，我花了160元。这160元在当年我们的感觉里，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啦！”朱援朝说。

　　看电影

　　在电视还不普及，中国电视传媒业也很不发达的五六十年代，视听娱乐的主要节目，就是看电影。所以每当放映电影的时候，来看的人还是不少的，通常是住在西楼附近的人家和在西楼工作的干部。临开映前，在门厅买票入场，不论什么片子，放一部还是两部，都是两毛钱一张票。

　　放映厅是木质地板地，只是在沙发前，铺有地毯。多数男孩子看电影，从不老实地坐后面的椅子。觉得坐后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发都知道是为谁摆设的，即使没有首长来，也不会去坐。所以，孩子们通常都趴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沙发前的这块地毯，是孩子们平等相处的见证。不论是谁家的孩子，只要想在这前面看电影，就都在这块地毯上打滚。刘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孙子，李富春的外孙子，无不如此。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较长，电影结束时，地毯上一片睡着了的孩子。

　　有一次，笔者和一些孩子都趴在地毯上，正等待电影开演时，王光美来了。她见我们趴在地毯上，就说这样看对眼睛不好，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看。那是笔者第一次见王光美，还不认识她，知道她是谁，是后来在新闻纪录片时，看到她和刘少奇在一起。那次，我们终究没有坐沙发，但心里觉得这位阿姨等待小孩真好。

　　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在此看电影次数稍多的，有刘少奇一家、朱老总一家、董老一家、邓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畅。和在春耦斋一样，杨尚昆此时成了西楼电影院的常客。

　　田家英的女儿曾立和曾自说：“在西楼看电影老碰到杨尚昆，一碰到他，他就拍着沙发对我们说：‘快去叫你们的爸爸来看电影，别一天到晚老写啦。’”

　　但是，田家英非常不爱看电影，他进西楼电影院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去看时，他都是在后面的椅子上一靠。因为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电影院服务员看见他，就会请他到前面沙发上看。可他坚持不去，因为他是随兴致所至到那里去看一下，说不定看到哪儿不想看了，就走人。坐前面，一走动就会影响别人，所以他总是在后面随便找哪儿一坐。

　　王稼祥夫妇，是到西楼电影院看电影次数最多的首长之一。他们夫妇给人印象深的是从来也不坐第一排沙发，而是坐第二排。再有就是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朱仲丽的打扮印象深刻。

　　她总烫着发，略施粉黛，衣着也比较洋气，也许是在外国做大使夫人要讲究这一套的缘故吧。在中南海里平日像她这样打扮的夫人不多，与康克清、任弼时夫人、董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