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头，于11月21日就去经济所报到了。
几经周折，张闻天的工作总算有了眉目。且不管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这反映了张闻天一贯的求实作风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来就没有把权力和地位看重过，而且敢于“自贬”。尽管担任过多项要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谦和的态度和一副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庐山罢官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他要的是“有事干”，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线。
一个令人尊敬的忠厚学者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到来是很欢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们同乘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十多年后，张闻天蒙冤遭贬，来到经济所，两人重叙这段旧谊，既格外亲切又感慨万端。孙冶方告诉张闻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还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给他介绍情况。
孙尚清曾想，张闻天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到经济所来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见面，我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毫无心灰意冷的表现，不但非常细心地听取我的介绍，而且详细地作笔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询问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学术座谈会，一直谈下去，竟足足谈了三个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我原来设想的一个受打击的混日子的‘大官’，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谦虚好学、善于与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和孙冶方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都看到了那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不算经济账，搞“高指标”，违背价值规律。张闻天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须学点哲学，也应懂些历史，否则不容易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对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等问题，做了多次精辟系统的长篇发言。这部文稿吸收了许多张闻天的观点。他和孙冶方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的崇论闳议，犹如黄钟大吕，和鸣激荡，启迪着参加审稿会的每一个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么东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时间到餐馆聚餐一次，大家凑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张闻天、孙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轻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伙儿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鸭，闻天同志建议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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