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体育馆召开，除卫生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参加外，还请了总后卫生部系统及北京市卫生局系统参加。因为掌握了分寸，会上没有过激行为，特别是没有打人和人身攻击现象出现，各方都反映不错，为其他单位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孽的斗争大会树立了榜样。
在讨论刘湘屏在卫生部系统是否形成了一个“帮派体系”时，说无道有的都有，莫衷一是。江一真认为应该慎重看待这个问题：所谓“体系”，是指上下左右都有帮伙，如果冠名“体系”，那势必要把一大批人牵连进来；而从现有材料看，一些人在“四人帮”、刘湘屏横行时，虽迫于形势、出于各种考虑，也曾跟刘湘屏摇旗鼓噪，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虽然粉碎“四人帮”将近一年了，但卫生部的派性仍相当严重。刘湘屏掌权时较为吃香的一派此时仍占优势，而过去受压的另一派则想翻上来。个别领导干部也想着去扶持过去受压的一派。江一真和谭云鹤等几位新到任的同志私下交谈时，表示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干，本身就不自觉地站在派性立场上去了；无论哪一派，只要是对的都应支持，而错的都要反对。
刘湘屏的问题查清后，被中央定性为“四人帮”党羽，开除了党籍，但生活待遇基本维持不变。一些司局长，各有各的问题，程度轻重不一。江一真召集清查小组办公室会议，指出：“他们的问题，总的也都是在‘文革’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只要没做‘四人帮’的帮凶，没有祸国殃民的罪行，大的原则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在清查工作中不能整人。历史上我们多次挨过整或整过别人，事后一看教训很深。我们要切切记住这个教训。”
在“解脱”卫生部一批司局级干部时，江一真也非常关心谭云鹤的“脱帽”问题。此时，谭云鹤头上还顶着“反党叛国集团”的帽子。他仔细听了谭云鹤的介绍后，认为完全是“莫须有”的冤案，应当从速平反。让一个未获平反的人参加卫生部的清查工作，当时不要说卫生部，就是外界也颇有微词，但江一真坦诚地对谭云鹤说：“你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放心工作，我支持你！”
一句朴实的话胜过无数的甜言蜜语，谭云鹤深受感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卫生部的工作，尽量减轻江一真的负担，以至无暇关注自己的“脱帽”大事。直到１９７９年４月，黑龙江省委才正式给谭云鹤作出“推翻所谓反党叛国集团的不实之词”的决定，给他和有关人员平了反。听到消息后，刚受命赴河北任省委第二书记的江一真，特地向谭云鹤表示了祝贺。
早在１９７２年初，周恩来抓住老干部陈正人、曾山在受审中因缺少医治、患病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安排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为约５００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做了体检，许多在外地被审查的老干部借此机会回到北京，重新安排了工作。有感于周恩来对老干部的关爱，江一真认为，对过去跟“四人帮”的问题沾了边，犯有错误，但享受相关医疗待遇的副部级以上干部，还是要从人性化的角度解决他们的医疗待遇问题，此事要由北京医院管起来。为此，他还专门搞了份名单，连同建议一同上报中央，得到中央批准，由此解决了这些老同志最为关切的医疗问题。江一真还建议，对驻各国大使的医疗待遇，也可参照副部级干部标准享受相同待遇。
出任共和国第四任卫生部长，着手解决第二任部长钱信忠的事情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中央任命江一真为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让江一真到卫生部工作，中央早就有这个想法。１９５４年批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时，中央就打算提拔时任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江一真到卫生部当副部长，文件都下达了。但江一真考虑，自己的医疗卫生业务水平是当年靠传帮带和摸索经验得出来的，今后再怎么发展也难以在专业上更上一层楼，何况现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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