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刚解放时，情况比较复杂，特务很猖狂，搞暗杀、搞爆炸，经常打冷枪，美蒋的飞机也来轰炸，虽然比以前打仗时天天枪炮声不断好多了，但局势还不安定。

　　到上海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华东局社会部发现建设银行的几只鸡、一条狗被毒死了。社会部的同志分析这是敌人要下毒的信号。果然，不久，发现在我们家里工作的一位管理员服毒自杀了。从他的绝命书中才知道，他是被一个女特务勾上了。女特务利用色相迷惑我们的管理员，又拿了好多钱给他，说：“钱你先拿着用，不够再给你，做饭时你把这种药放进饭菜里。”要管理员下毒药。这个管理员下不了手，因为他看到的曾山，根本不是旧社会那种“官老爷”。曾山对同志对自己都挺关心爱护，晚上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早上四、五点又起床工作，天天开会、看文件、批文件、谈话，好像从来都不会休息，经常累得眼睛透着血丝；公家的财务他一分一厘都不沾，一点便宜都不要；老母亲从家乡来了，也不让买东西送东西；衣服破了，补一补接着穿，坚持不让做新的；吃饭更是简单，要求炊事员一切从简，有辣椒就行；有时，我看老头太辛苦，给他弄点好吃的，他还不愿意，说：“要勤俭节约过日子”。对这样的人，只要有一点良知，确实很难下毒手。这个管理员思想斗争激烈。凭良心他下不了这个毒。他几次想找保卫处马爱真处长坦白，都因为屋里有别人没有谈成。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出路，长叹一声：“曾市长是好人啊！”自己服毒自杀了。

　　还有一次，有四五个特务带了枪，夜里翻墙爬到我们家里，准备搞暗杀。警卫班发现了特务，在院子里开枪打起来了，特务的刺杀没搞成，趁天黑逃走了，没抓住。

　　发生了这些险情，组织就建议我们搬家，说那房子小，不便警卫。曾山不同意，说房子可以了，我们还有枪，怕什么。华东局就加强警卫工作。那时曾山是军管会副主任，陈毅是主任。为了安全，组织安排他上下班都是两个车，有一个车拉他，后边一个车坐警卫员。那汽车玻璃挺厚的，一般的子弹打不进去，晚上也加强了警卫。

　　我们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战士，战争年代枪林弹雨更危险，那时是置生死于不顾的。现在天下太平了，这一点危险对我们来说确实算不上什么。但形势紧张时，我也不免为老头担心，直到他平安回来，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