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妇女淳朴可爱，她们实实在在，讲话直来直去，干事踏踏实实，对人也非常热情。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黄土高原，喜欢这里的朗朗晴天，更喜欢这里的群众。

　　延水河畔识曾山

　　1938年，组织送我进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十四班学习，班里的学员都是像我这样参加革命较早又文化较浅的团以上干部，主要是识字学文化，还学些理论、修养、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教员都是由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徐特立、谢觉哉都给我们讲过党课，李维汉等也讲过课。其他班的学员是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高中、大学及留学回来的知识青年。我以前在瑞金党校学习过一段，但时间太短，又被工作打断。这次有了学习机会，就想认真地补上学习这一课。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我们党坚决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更多了。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坡上沟里，窑洞内外，到处是出操训练声、读书声、歌声、笑声。部队迅速发展，窑洞也不够住了，到处都是建窑洞的场面，干得热火朝天，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年轻人好高兴呀。

　　那时在中央党校上课，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缺桌子少凳子，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中央领导、教师们很关心我们，讲课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现实问题，让我们听明白。

　　听课记笔记是一件大事，对于我这样好多字不会写的学员来说，真是伤脑筋。于是我就尽自己的能力，记下大概的意思来。因为写得慢，所以有很多遗漏，课后只好找别的学员，大家对笔记。有的我记下了，别人没记下，有的别人记下了，我没记下，于是互相补充上去。这样的方法很管用，大家都进步不少。

　　通过学习，我字认得多了，理论上也学到不少东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比以前，我更感到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文化，能看书，能写字，工作才能做好。要是不识字，不会写字，不会从书、报上得到知识，那就很受限制，工作也不好开展。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背着书包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学用结合。这一段的生活过得特别充实、热烈，使我终生难忘。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我认识了曾山。

　　第一次见到曾山，是在1937年11月。一天危秀英拉着我说去见一个人，带我到了延安中央机关的一间窑洞里。我看到一个中年人，眉清目秀，高高瘦瘦，很诚恳的样子，坐在那里。危秀英介绍说：“这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的曾山主席，这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三年多，都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现在又在延安见到面，都很激动。曾山也热情地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长征前就听说过曾山这个名字，但没见过。大家坐下后，曾山就讲了他的一些情况，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在江西打游击，失利后，突出重围，化装到了上海，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来。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是有一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才找准跑道降落下来，原来是他和一些领导干部从苏联回来了。第一次见面，曾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他的经历使我产生敬重感。

　　第二次见曾山是在1938年夏末，我正在党校学习。各根据地许多领导干部来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次，贾拓夫找我谈话，我请假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又看见了曾山。贾要介绍，我忙告诉他，我们已经认识了。当时，我有点害羞和拘谨，曾山温和地笑着告诉我，他是来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还简单讲了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情况。这一次，我感到贾拓夫是有意识地让我们见面，建立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