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深情地写道：“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当然归之如流水，像戎冠秀那样的子弟兵母亲又何止千万。我亲眼看到披麻戴孝的妇女带着孩子来顶替刚刚牺牲的丈夫，又看到老母亲用旧席子卷起牺牲的儿子，大哭一场，便立刻又到村口去放哨。”

　　2002年9月，我到阜平县城南庄寻访父亲的足迹时，一位叫张建忠的老乡拉着我的手说，他听奶奶讲，一次，他家的鸡跑到父亲住的院子里，把刚刚做好的饭啄得乱七八糟，父亲的警卫员上前追赶，一不留心把鸡打死了。父亲严厉地批评了那个战士，让他写了检讨。事后，这个战士在一名干部带领下来到他家赔礼道歉，并送给他奶奶一块银元。张建忠说：“奶奶把这块银元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家里孩子上学，就交了学费。”

　　著名诗人田间，当时就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用一首名为《偶遇——题聂司令员》的诗，记述了我父亲的一个生活片断——

　　将军，他在我门前/喝过茶，歇过马/将军，他在我门前/和我谈过话/问过我的庄稼/长得差不差/……将军又是威严/又是那么仁爱/好比山间明月/爱照穷人的路/……

　　在日本鬼子不扫荡的日子，晋察冀根据地是很安定的，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开展，秩序井然。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社会风气非常的好。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6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国统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军队依靠抓壮丁的办法，把老百姓捆绑到前线，而在这里，到处是参军的热潮。李公朴后来写了一本在当时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

　　新中国的“雏型”

　　晋察冀吸引了不少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访问或工作，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是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决定前往晋察冀的，是经毛泽东同意的。中国作家周立波为他当翻译。

　　从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2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他不明白，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立法院和邮局，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创立剧社？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他有太多的问题，父亲一一作答。

　　他说：“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父亲说：“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好奇地望着父亲，期待着下文。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质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