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县民政局长，上世纪50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他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持家乡建设，一直被红安的一代又一代县领导当“路条”。他说，红安走出去的将军都和家乡人亲，也为红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安籍的很多将军逝世后，其骨灰按其生前的意愿被送回家乡，如韩先楚、秦基伟等，在红安烈士陵园安葬的还有吴焕先、沈泽民、蔡申熙、郑位三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愿意魂归故里。

　　老红军及其后人

　　车行红安乡间，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路边有一个大牌子，上面是一个将军的大幅照片，写着将军姓名，这是红安县对将军故居的统一提示。对于1964年授衔前的61位开国将军，红安县由政府出资，基本上都对其故居进行了整葺。

　　在由红安通往华家河镇的一条简易公路上，不到5公里的距离，就有况玉纯、张志勇和涂锡道三个将军的故居。这个镇上共出了9个将军，这在红安还不是最多的。

　　红安籍的将军后人还在红安并住在故居的，只有况玉纯将军之子况小健。

　　况玉纯共有4个儿女，况小健最小，今年50岁，回红安前，况小健在北京铁道部门工作。况小健因为思念家乡,于2004年5月回到红安,居住在当年况玉纯将军的一间破屋里,跟堂弟况绍万在一起吃饭,生活上很简陋,洗澡、上厕所都极其不便。况小健说自己生活简单，每天有点面条和馒头吃就行。“虽然我没有为家乡做出什么贡献,但是我看到这方热土我就很欣慰。”况小健是北京户口,但他不打算再回去，“我的根在红安,我死也要死在红安。”

　　湖北省仅存的10位“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中，有3位老红军住在红安县乡村，华家河镇有两位，刘友厚是其中之一。

　　刘于1923年参加革命，他的父亲有兄弟5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罗厚福(红安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5年5月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66岁)将军说，“革命不能无后”，于是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1946年部队大转移，刘友厚夫妻带着儿子不方便，李先念就动员他们回家乡躲避起来。他们回到红安老家当农民，直到20多年前才确认红军身份。

　　今年89岁的刘友厚孤身一人住在华家河镇大学村一栋平房里，屋里十分简陋，没有衣柜，几个纸壳桶用来装衣服。老人自己烧柴做饭吃，儿子曾想给他买煤气灶，他说不会用。

　　刘老有一双做绣花鞋垫的巧手，也是他的特殊爱好，他平均两天做一双，到处送人。他说，这是红军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留下的好传统。“现在儿孙满堂，我挺知足的。”

湖北省红安县是中国革命“ 黄麻起义”的发源地，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每天到红安烈士陵园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中新社发 明璞 摄

　　94岁的老红军周明是红安的媳妇，住在红安县华家河镇邹集村。

　　周老是四川人，1931年参加红军。1945年，在李先念、陈少敏的介绍下，她与原中原部队军官邹顺清结为夫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包围我中原部队，内战一触即发。中央指示保存实力，分散突围。周明怀孕在身，陈少敏大姐劝他们夫妇先回家乡躲避。解放后，邹顺清考虑到妻儿都在乡下，放弃了进城工作。可谁料到，“文革”期间，他们夫妻被打成叛徒，受尽磨难，直到1982年，他们才被确认为老红军。

　　邹顺清去世后，民政部门在城里为周明老人买了房子，但她住不习惯，还是搬到邹集村的儿子家。她的思维有些糊涂了，但胃口很好，每餐能吃一碗排骨、一大碗饭，喝两杯啤酒。

　　去年9月，在接受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