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一共住了两年零七个月,除了每天去工厂参加班组会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
肩上挑着6亿人的生活
陈伟华认为,正是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孜孜不倦地学习,才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可以说,父亲的3卷文选,从头至尾贯穿的正是这种精神。”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直接领导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为巩固新生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他对经济建设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1956年父亲在八大就提出国家市场跟自由市场、国家计划跟自由市场的关系,认为需要有市场做补充,”儿子陈元曾回忆说,“我父亲看问题有一种历史观,他往往从各个国家和不同阶段对比当中去看问题,他并不是很相信一种特别的模式,比如说苏联的模式。”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农业非常困难,陈云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来可以用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改变农村政策,结果在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再次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
陈元读中学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有一次他问父亲,为什么好久不去公园散步了,因为父亲原来特别喜欢散步,去了公园跟苗圃花工能一聊聊好半天。他说:“现在群众吃不上饭,我没脸见群众。”他老说:“我肩上挑的是6亿人民的生活,我得对得起老百姓。”
“因为心里有一股气支撑着他。”在儿女眼中,虽然父亲经历过政治上的众多挫折,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内心总能保持平静,丝毫没有悲观失望。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伟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大学这个知识殿堂,她有了系统掌握中国和世界历史知识的机会,眼界更开阔了。1982年大学毕业后,陈伟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后又被抽调到广电部工作。
成为一名国家干部,陈伟华有了安定感。此时,陈云却突然听说现在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社会地位比较低。他立即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为了起带头作用,陈云说服女儿“归队”――回到学校去当一名教员,“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育人。”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放弃人人艳羡的国家机关干部去到中学当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次重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在 1985年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了一名历史教师。
核桃、评弹伴晚年
陈云生前曾给家人定下“三不准”原则: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还特别交代,孩子上学不许接送,不许搞特殊化。陈云以自己的言行、品格影响着他的儿女们。
“父亲70多岁时,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我找到公社的老乡,挑了两个核桃送给父亲。”谁知他这一搓,就再没有放下过,这对核桃成了他的心爱之物,伴他走完了生命的旅程。无论居家还是外出,陈云都少不了攥在手里。天长日久,核桃被磨得锃亮,他也越发喜欢,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十四大以后,陈云过着安静的退休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评弹成了他最好的“伙伴”。“评弹在父亲青浦老家非常流行,他小时候就和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养病期间,他又重新听起来。在这之后,他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称他为‘老听客’。父亲病重住院期间,那台老式的录音机一直放在他的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是安详的,舒服的。”
于若木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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