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六金,曾山夫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战士之一。
曾山去世了,我常回想起我们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虽然都是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小事,也总使人难以忘怀。
1、一网兜“遗产”
曾山去世后,我收拾他留下的东西,他的所有遗产装了一网兜。这一网兜遗产是什么呢?一条抗日战争系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叠补丁的袜子;一顶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皮帽子;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用这条浴巾为他擦背呢;一件灰蓝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十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补丁;一件米黄色毛料外套,领口、袖子都磨破了,这两件现在捡破烂的都不要的外衣,是他在世时上班穿的最好衣服;一张他自己亲自打了20多个补丁的草席子。收拾着他留下的那一网兜“遗产”,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头子一辈子太苦了。
在家里,曾山常对孩子们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绝不能搞特殊化。”记得1952年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时,用了几条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黄马搭子,就把被褥呀、衣服呀、书呀全部家当装完了。
在北京单位安排我们住一个四合院,他觉得房子大,就请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公家在家里的客厅和办公室配备了地毯,但他不让用,亲自卷起来,退回了机关。
单位给他配备了工作用车。他对全家人讲,车是国家的,是让他工作用的,家里的所有人都不许因为自己的私事用车。我和孩子们从来都不搭他的车。有时孩子们有病,我们也是挤公共汽车去医院。我上班的地点离他单位很近,但我从不搭他的车上班,一直是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家里的支出由他管,家中收入、开销都是量入而出。发了工资,我回家就给他,我留十块钱,在机关吃饭时用,其余的都给他。支出一般是三分之一交党费,三分之一家里生活用,三分之一寄给曾山母亲,照顾在家几位老人的生活。我们的工资也算不少,但每个月都显得挺紧张。
曾山要求日常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平时生活很随便。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有什么吃什么,不挑不拣。他是江西人,爱吃辣椒,每顿都要有。曾山岁数大了,为了照顾他,我让他早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再吃点稀饭。他还不肯吃,觉得太奢侈。我就强迫他吃,他年龄大了,工作又辛苦,身体还弱,不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不行。曾山是南方人,不爱吃饺子,爱吃大米饭。我已经习惯吃面食了。
一般人都想不到他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是猪大肠。馋了,就自己去买,自己洗,自己做,烧上一锅,味儿飘出来,挺香。但家里其他人都不爱吃,看他吃得那样香,还真解馋。一顿吃不了,就下次热一热,接着吃。
他在穿着上也很简朴,不讲究穿衣服。在上海军管会期间,为了同工商界人士打交道,管理员要给他做套料子衣服,他不同意,只让做了套布制服。他说:“现在国家还很穷,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和资本家比阔气。”到北京之后,他好多年都一直穿着这身衣服。他一件衬衣穿十几年,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这样,不到无法再补,就不肯买新的。直到过世,他也只有两套衣服,来回的换着穿。现在吉安烈士纪念馆里,就陈列着他的这件衣物。
他一生没有买过一块手表。建国后,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李坚真大姐看到他用的是怀表,就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他。这块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2、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4年10月,曾山和陈少敏大姐率国家机关农村社教工作队到山东曲阜县小雪公社北兴大队蹲点。曾山那时已经65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他依然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按定量分配的地瓜等粗粮。曾山在农村和农民一样,什么活都干。最后,还是因为病了才回来。
三年困难时期,曾山自己搬掉我们住的院子的地砖,开了两块菜园子,按季节种上玉米、西红柿、丝瓜、辣椒等蔬菜,而且从种到除草、喷药、施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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