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旧称“石门”。它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北靠保定，东临衡水，西倚太行，与北京、天津、济南三大都市几乎等距相望，素有“南北通衢，燕晋咽喉”、“千年古郡，百年新城”之称，是我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1947年11月6日，按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我军发起“石家庄战役”，仅用6个多昼夜时间，便一举攻克了这座防守坚固的华北重镇，开创了我军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成为由人民解放军独立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

    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城市  毛泽东主席复电同意进攻石门

    我党我军创建初期，随着著名“三大起义”的失败或失利，证明我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此路不通”。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将部队拉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我党选择、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战，随着我军力量的积蓄、民众的觉醒及军事战略思想的成熟，到二十世纪40年代中后期，我军即已具备了攻克大城市的实力。于是，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便成为我军“夺取大城市的首创”（朱德语）。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援助下，开始向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挑起了中国的全面内战。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次年3月，胡宗南又大举进犯我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面对10倍于己的强大敌人，党中央被迫决定“一分为三”、主动“撤离延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转战陕北”，在马背上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部分中直机关干部前往华北，从事党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一直惦记着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晋察冀后的工作。当刘少奇、朱德等刚刚进驻西柏坡，便收到了毛泽东于6月14日发出的关于“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将土地会议开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的指示电。指示电中关于军事问题的电文，实际就包含有“解放石家庄”之意。

    其实，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下达了相机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任务。“三路”是：正太路（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同蒲路（山西大同至蒲州镇），平汉路北段（北平至石家庄段）；“四城”是：大同、太原、保定和石门（今石家庄）。

    那时，尽管我军已经有了大规模运动战的实战经验，但要进攻大城市，心理准备却并不充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言人邓文仪断言：“石门可保无虞”，“解放军攻不下任何重要城市”。国民党军驻石门城防司令刘英更是扬言：“共产党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党内不少同志对此也顾虑重重。

    然而，随着1947年春我军先后取得“保南战役”、“正太战役”的胜利，彻底切断了石家庄与保定、太原等城市间的联系，石家庄实际已成为一座“孤城”。尤其是10月11日“清风店战役”（位于河北定州），我军消灭了国民党军近两万人，并俘虏了包括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等在内的10余名高级军官，我军军心为之大振！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在政治素质与官兵士气上，已经强于石家庄守敌，具备了强攻这座坚固设防城市的条件。

    因此，当10月22日清风店上空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便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发电，表示将“乘胜夺取石家庄”，以完成一年多前毛泽东交给晋察冀军区的作战任务。

    10月23日，朱德、刘少奇连续从西柏坡发出了两封电报。一封发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批准晋察冀野战军攻打石家庄的计划，指出：“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并称：“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另一封电报则直接发给晋察冀野战军，指出：“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

    23日当天，毛泽东亲拟回电，代表中央军委批准了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计划，同时明确指出：“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毛泽东的批复指示下达后，石家庄便成了“一颗成熟的果子”（聂荣臻语），就等我军去“采摘”了！

    朱总司令亲自参与制订作战计划  毛主席的作战指导原则得到完全体现

    在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复后，晋察冀野战军即刻进入到攻打石家庄的战前准备工作中。10月24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安国召开会议，研究和制定解放石家庄的作战计划。在朱德的指示指导下，野战军初步确定了“勇敢加技术”的作战指导思想。

    此时的石家庄，尽管已经完全陷于孤立，但它仍像一个楔子，横插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之间。并且城防坚固，周围有长30余公里、深宽各7米左右的“外市沟”和15余公里长的“内市沟”以及市内名目繁多的6000余个明碉暗堡组成的“三道防线”。在内外市沟之外，布有铁丝网、地雷区，市沟内则有电网和暗堡。外市沟的内沿，布有一条50余里长的环城铁路，平时由装甲车巡逻，战时为活动堡垒。尽管石门未设城墙，但却沟壑环连，暗堡林立，犹如“地下城墙”。因此，朱德总司令对我军攻克石家庄的作战行动极为重视，决定亲自出马，深入前线进行具体指导。

    27日下午，朱德在秘书和卫士的陪同下，从西柏坡驱车赶往安国，来到晋察冀野战军的驻地。在安国，朱总司令视察了我晋察冀军区炮兵旅的各个战斗分队，一连转了5、6个村庄，并重点检查了我军榴弹炮、山炮和迫击炮的准备部署情况。他不辞辛劳，不仅参加了我炮兵、工兵的战前协同会议，而且专门接见了炮兵旅第一团的排以上干部。朱德在会上说：“毛主席提出‘阵地攻坚战’战术，我们炮兵就要研究为步兵打开突破口，打掉敌人碉堡，支援步兵向纵深发展。”又说：“我们强攻石家庄，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大。这是一次最实际的练兵，部队要在实践中学会依靠手中武器战胜固守城市之敌。如果这一招成功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没有了。”因此，“前途就只能是我军必胜，蒋介石必败！”

    10月31日，在朱德的全程参与下，晋察冀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解放石家庄”的作战命令。从此，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进入到战前的实战准备阶段。

    1947年11月1日，晋察冀野战军的主要领导、石家庄战役的主要组织指挥者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等，陪同朱总司令来到村外的小树林，一边散步，一边研究攻城问题。当谈到攻城在后勤保障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时，朱德当即令秘书给晋察冀军区领导聂荣臻、肖克发电，要求晋察冀军区要确保野战军在攻打石家庄时的各项战略物资供应，特别是弹药和炮弹的供应要充足，并准备好攻城部队伤亡后的人员替补工作。

    随后，在朱德的直接参与指导下，经过反复的深入研讨，野战军攻城部队制定出了详细的攻城作战计划。即：集中第三、第四纵队及冀晋、冀中军区共4个独立旅和炮兵旅，组成“攻城集团”；三纵从西南，四纵从东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四面“强攻石家庄”。集中第二纵队、冀中独立第九旅、第三军分区、第九军分区部队，共约5个旅组成“打援集团”，于定县一带阻击援敌。同时，为尽早发现并迟滞援敌，由第二纵队一个步兵营，其余三个纵队再各派一个骑兵连，编成“前进支队”，进至保定以南陉阳驿、大白团一带，采用运动防御作战方式，节节抗击援敌。另外，为了增强攻击火力，朱德还下令从华东野战军调来一个榴炮营支援石家庄前线；又令察哈尔军区独立第四旅及第五、第七军分区部队，向平汉路北平、保定出击，破坏敌人交通，钳制平、保援敌。在统一号令之下，晋察冀解放区共动员了10个旅的部队，以及近10万民兵和4000余辆大车，全力支援解放石家庄战役。

    与此同时，为全面体现和贯彻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精神，作战方案还对“攻城”、“打援”两大集团的作战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规定：如果敌人从北面南下增援，那么打援部队就要依托唐河、大沙河、滹沱河三道河流防线，坚决予以阻击，并大量杀伤、消耗和疲惫援敌。这样，攻城部队的第三、第四纵队，就要将攻城任务移交给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并火速北上，与打援部队一起歼灭援敌，然后再回师进行攻城。同时规定，如果敌人援兵未来，各攻城部队就要合力、奋力攻城，务求必克！

    这一计划，完全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复电中指出的“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的战略部署。

    可见，这是一个极其细致周密、不管援敌来与不来，都“务必攻克（石门）”的作战计划，既体现了前线官兵对毛泽东决策的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也显示出了朱德及前线指挥员“不打则已，打则必取”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