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艰苦践行中西医结合

    到了延安，梁金生进入瓦窑堡抗大四期一大队学习。1939年，毕业后安排到中央组织部，不久调到中央职工委员会工作，筹备职工学校。为解决学校经费困难和边区缺医少药的问题，他提出办职校中央合作社的计划，得到中央职工委书记兼职工学校校长张浩赞成，经中央财经部李富春部长批准，梁金生被任命为延安光华制药厂和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两个厂的厂长，直属中央财经部领导。

    梁金生的父亲和外祖父在越南都开中药铺行医，他读大学时又取得中医科文凭，在家乡宝安和广西期间曾治好了不少老乡和同事的病。他掌握越法英三种外语，还会讲粤语、客家话和广西话，很有交际才能；既虚心博采众长，又勤奋精研中医，在教育、医学理论等方面颇有造诣。在敌人对延安重重封锁药品药源的情况下，梁金生根据实际情况，大量采用中药和生草药制汤剂和药丸膏散，如莨蓉膏、甘草膏、龙膏等十数种，中药制剂有行军丹、健胃散、热退蜜、经便通等三四十剂。西药方面，卫生材料厂自制远志酊、冠酊、皮酊、杏仁水、母尼精等四十余种。1940年11月27日《新华日报》报道；“八路军卫生材料厂……成立不到两年左右，已制出了二百余种有效良药，对解决战时药品的困难，尽了很大的努力。”梁金生不仅研制一批批中成药，同时还增设门诊，常常率医生亲自给军民看病。据延安老同志说，感冒了，吃一包“胜利茶”就好了。说胜利茶的功效堪比阿司匹林，胜利茶只一两毛钱一袋，而在延安阿司匹林要2元一片。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西医合作，推进边区的卫生事业，梁金生在光华厂加紧医药研究，同时与医大、卫生部联合成立中西医研究室，编辑出版《国药通讯半月刊》。1941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梁金生公开祖传秘方，并被选为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常委以及医药研究会委员，同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他的工作受到表彰，奖励了一条毛毯。

    梁金生在延安短短的几年中对中医药进行的研究和实践，总结和提出“中西医合作，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发展我国医药事业的科学理念。他的“中医科学化”提法，在重庆《新华日报》引起了包括郭沫若等专家学者的一次大讨论。1942年5月，他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文化协会主席团执委的身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针对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府曾立法取缔中医的做法，鲜明地阐述“不能忽视中医，中西医应该合作”“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观点。“中西医结合”后来成为新中国发展卫生医疗事业的方针。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梁金生等几位同志从重庆转道去越南。1946年初，遭国民党特务暗害而壮烈牺牲，年仅40岁。

    1983年6月，梁金生儿子梁汉平接到通知，国家民政部颁发梁金生革命烈士证书。

    2016年6月6日，梁金生家乡草埔新屋吓村，隆重举行梁金生诞辰110周年、牺牲70周年纪念大会。梁金生生前的战友、学生和历史研究学者，纷纷从北京、上海、广西、广州等地来到草埔村参会，深圳市史志办、党史研究办、市对外友好协会等政府部门领导，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联谊会老同志，深圳市各大媒体，罗湖区、东晓街道等单位领导及草埔村干部、乡亲与梁金生家族等200多人参加。与会人员无比深情地缅怀优秀共产党员、深圳人民的好儿子梁金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