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泛开展政治教育,重视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直接向各实力派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各军中派遣大批党员,担任军到连的各级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工作人员,共计四五百人;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1500多人。[ 姜思毅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年6月版,页35]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这些部队的党代表制和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共产党人来到各军以后,加强对士兵的宣传工作,努力把党的主义(即“三民主义”)的内涵、政策传到士兵中去,使每个官兵明白要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以争取到士兵的支持。
黄慕颜在《回忆顺庆起义》中写道:“我回到合川就办了一个学生队,表面上是搞军事训练,实际上更重政治教育。”[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1-172.]队长是莫师谟,是原来讲武堂的队长,政治教官是由党中央派来的,有四个党员,就是黄均尧、廖宗泽、张嘉明、曾净吾,一个黄埔生向鉴荣。这都充分证明,中共对与政治教育的重视。
刘伯承在整顿泸州过程中,整顿部队,严肃军纪,提高士兵政治、军事素质是首要任务,具体过程中,他首先统一指挥起义部队,其次就是整编部队,整编就绪之后,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注意开展政治教育。在泸州起义后不久,鉴于泸州起义军的特殊情况,中共重庆地委就曾以莲花池党部的名义,先后派来了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刘伯承到泸州之后,又陆续调来了二三十名政工人员开展工作。总指挥给各司令部派一名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各团委派一名政治指导员。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解说时事新闻、组织官兵阅读进步书刊。刘伯承总指挥对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的政治工作非常关心,除了政治部进行外,自己也格外注意。这都是中国共产党注意政治教育工作的表现。
刘伯承时人在泸州创办的学校中,中共党员黄埔三期乔茂材北伐到武汉受吴玉章派遣协助刘伯承起义,时任泸纳军官学校教官,宣传科科长。国民革命军第五路二团团长许剑霜任泸纳联合军官学校教员,带头实施团指导员工作等新制,并在军粮困难时带头实施一干一稀两顿节约粮食接济居民,发现起义军里皮光泽,陈兰亭逮捕迫害刘伯承意图,与韩伯诚一到保护刘伯承脱离危险。时陈毅受党派遣任团指导员。可见党中央向泸州派遣的宣传思想的人数之多,以及对泸州派来的许剑霜、乔茂材等重要人才,这表明了中共宣传思想的重视。
广泛的宣传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加上起义军比较关心人民的利益,所以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如在起义军撤退时都得到了人民的掩护。
这是中共领导的又一特点及优势——广泛开展政治教育,从思想上对士兵进行政治改造,达到为党战斗,为人民战斗的目的。
(四)共产党员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发挥艰苦工作、不怕吃苦的先锋模范作用
因为当时在云南的时候,朱德救过杨森这一旧关系,于是党决定朱德同志到万县去任杨森的政治部部长,策反杨森,结果当时军阀都是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的,朱德处境非常危险,但是仍然留在杨森手下工作,深入虎穴。
在12月3日,刘伯承与黄慕颜启程去往顺庆的路上,“路上黄慕颜坐轿子,我要伯承也坐轿子,他坚持不坐,始终和部队一道步行。”[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3]黄慕颜在回忆顺庆起义时说:“有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农民宿营,卫士给我铺了一张床,我去找人叫总指挥来谁,到处都不见人,最后才发现伯承同志睡在灶房的柴火堆上。”[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4]这是刘伯承同志作为总指挥的模范作用,他接着又说:“行军不坐轿,宿营不睡床,伯承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给我深刻的教育。”[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74.]这就是先锋模范的作用。
这是中共领导的又一特点及优势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共产党员艰苦工作、不怕吃苦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得共产党人在士兵中,将领中有威信,在人民心中有威望,得到重视,提高了中共的地位。
泸顺起义表现了中共党人善于分析具体形势,争取可能的力量的支持;注重创建军事和政治教育学校,培养军政人才;广泛开展政治教育,重视宣传工作;共产党员艰苦工作、不怕吃苦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样提高了中共的威信,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优势。
乔育新: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页156. 刘影:中共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页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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