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于1927年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9月9日，毛泽东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接着率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从此，我党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随着这支崭新的人民军队的诞生，双拥工作也开始在各根据地得以创立。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震惊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漫长的征途中，红军将士们走过了湘、桂、黔、滇、川、康、甘、青、陕等省区的苗、瑶、壮、藏、彝、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战胜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这一永垂史册的壮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时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将作为长征精神中的一份宝贵遗产，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给后人以启迪、鼓舞和鞭策。

    在长征中，三大主力红军都经过了除西藏以外的川、滇、康、甘、青五省藏族聚居区。红军途经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中，在藏区停留时间最长，其中在川康藏区停留达一年以上，驻扎的地区最广，方圆20多万平方公里；活动的内容也最多，有永载史册的会议、著名战役和文告。这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广泛地与藏族接触，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当机立断并结合实际地处理复杂而紧迫的民族问题，从而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为我党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统战理论、政策的形成积累了宝贵和丰富的经验。

    长征时期，阿坝州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很大。当时的川西北地区，农牧民生产水平低下、物产并不丰裕，在连 年受灾的情况下，各族人民生活相当困苦。在红军长征过境、留驻的16 个月里，先后创建的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根据地，其总辖面积不足6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20万，人均年有粮500斤左右，有畜不到两头。在这种条件下，却承担着支援 10 万主力红军的任务。藏、羌 各族人民面临着十分繁重艰巨而神圣光荣的时代使命。

    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贡献特别大。红军在川西北和康区转战停留时间较长，在红军的推动帮助下，藏区第一次建立起一大批各级民族自治政权。组织广大群众给红军以最大的支援，是这些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藏族人民在自治政权领导下，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给红军以难能可贵的支持，与红军一起共渡难关，粉碎了敌人妄图困死饿死红军于川康藏区雪山草地的梦想，从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些支援和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筹运粮食和物资，救护伤病员，接待过往红军

    为了解决红军面临的极大困难，各级藏族自治政权组织群众筹粮、筹畜，筹办盐巴、柴草、服装等物资；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设立红军接待站；为红军赶制军需品等。

    1936年上半年甘孜白利寺就为红军筹集青棵134石，碗豆22石，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红四方面军负责人陈昌浩特为该寺颁发布告以示表彰和感谢：“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切切此布!”藏族大头人夏克刀登也为红军筹集了150头牛、53匹马和大批粮食，红军以银元、枪械回赠，作为酬谢。

    川西北格勒得沙各级政府普遍成立了粮食委员会，为红军筹粮。仅绥崇两县粮食委员会就为红军筹集了4千石粮食。丹巴县格勒得沙政府协助红军筹粮50万斤，食盐4千多斤以及大批油、肉等物资。道孚县波巴政府领导藏民为红军筹粮3千多石。据长征时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谢兴华的回忆：“1936年春天，红军的粮食问题很严重，前方需要供应，后方没有吃的，那时我在负责筹粮工作，马尔康一带的苏维埃成员和藏民们帮助我们买了不少的牛羊和粮食。牛、羊关了一条山沟，最少也有几万头，粮食约有四十多万斤。”“四大坝的粮食多，糖萝卜也多，又大又甜，前前后后在那一带买的粮食有一百万斤左右。”他还说：“有一次在金川沙尔尼西边，通过一名小头人做工作，就买到藏民粮食五万斤”。

    红二、六军团在过迪庆藏区时，喇嘛寺主动把3万斤青棵和大批盐、红糖卖给红军。贺龙亲往中甸藏经堂与喇嘛相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向寺庙赠送“兴盛番族”锦幛一面。寺庙高僧送贺龙茶叶2驮、猪肉3驮、沙糖2驮、盐1驮，红军均作价付钱才肯收下。

    广大藏族人民还冒着风险，不顾劳累把粮食和物资运到前线和红军驻地。黑水县瓦钵苏维埃政府组织了300人，集中附近的17座水磨，日夜为红军磨面，历时月余，磨面15万斤，然后运往红军驻地。 妥善安置、掩护并耐心照料红军伤病员，也是藏族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许多伤员被治愈后，重返部队，继续长征。有不少则留在当地，为在藏区传播革命继续工作。红军北上后，仅留在康北的伤病员就达3千余人，他们大多数被群众救护或转移。波巴政府领导人格达活佛亲自安排救护队就有200余名，他派手下最得力的喇嘛色波等巧妙地把伤员从甘孜送到道孚县章谷寺，委派那扎夏活佛掩护治疗红军伤员。格达活佛还写信给桑根寺活佛桑根顿珠，请他转告在森林中坚持斗争的红军伤病员：“红军己经胜利抵达抗日前线，开始新的战斗，你们听到这一消息一定很高兴。可是别忘了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还有暴风雨的春寒”。桑根活佛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将他们接到桑根寺一带居住，设法躲开了国民党军阀的搜捕和屠杀。

    在道孚县，红军留下十名女伤病员住在藏族根却志玛家。国民党军队逼她交出留下的女红军，她想尽一切办法把十名女红军隐藏下来，并给她们治好了伤，还帮助这些女红军安了家。她本人也和一名负伤的男红军结婚成家。她认定照料和保护红军是心甘情愿的职责。类似的事迹不胜枚举，它真正表达出藏族人民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2）为红军当翻译、向导，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在藏区开辟工作，辗转征战，除必须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外，还遇到诸如民族隔阂、语言障碍、宗教习俗各异等困难。因此，藏族翻译（通司）、向导在帮助红军战胜种种困难的过程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宝兴藏族青年莫日坚不顾危险，毅然为红军带路，使红军顺利通过“鸟儿飞不过，人们不可攀”的夹金山。后来，红军翻越过的虹桥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都得到藏族通司、向导的大力帮助。

    征服雪山后，红军又来到“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茫茫草原。这里根本就没有路，只有大片的沼泽茫茫无涯，可供作路标的树木也极少，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或身陷淤泥，为沼泽所吞没。加之气候变化异常，粮食短缺以及土兵的袭击，给红军过草地带来很大的危险。这时，只有熟悉草地环境和气候的藏族通司、向导才能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比较准确地掌握前进方向，避开险境。1935年8月下旬，党中央率领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准备越过草地时，就请了当地藏民——毛儿盖寺庙的喇嘛能周、扎栋巴为向导，为红军带路，他们战胜重重困难，历尽险阻，终于走出茫茫草原，抵达班佑，红军顺利过境，并确保了党中央的安全。

    1936年夏初，贺龙、任弼时率二、六军团进入康南地区时，部队严重缺粮。巴塘县仁波寺的喇嘛拉波亲见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藏民秋毫无犯，官兵也一起吃苦，又十分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非常感动。于是他不仅积极帮助红军筹粮，还主动要求为红军带路、当翻译，并一直把红二军团从巴塘送到甘孜。

    一大批通司、向导在红军长征途中的危难时刻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更多的通司、向导则在积极协助红军的过程中，懂得了革命道理，毅然参加到红军的行列，他们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为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立下了功勋。

    藏族人民还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打击敌军，保卫红色政权。其骨干力量就是藏族人民革命武装——番民骑兵队、格勒得沙革命军、金川独立师、波巴自卫军等。

    1935年底，由于红军主力聚集于雅安一带与川军作战，金川赤区兵力薄弱。在国民党军阀的唆使下，一些反动土司组成联军袭扰我后方机关及工作队。一次，一股反动武装集结于绥靖后山八步里沟一带，妄图伺机偷袭革命政权。大金省委军事部获悉后，立即派格勒得沙革命军警卫营3个连夜间突击包围，将敌歼灭。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丹巴翻越党岭，西进道孚时，丹巴独立师派一团协助红军与驻东谷沟、托牛沟的李炮冰部接战，使敌遭到重创，保证了红军西进计划实施。在康北成立的波巴自卫军在配合红军打击敌人的进犯、保卫红色政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甘孜藏民骑兵队经常击溃敌军骚扰，还深入到青海藏区为红军侦察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