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经过长时间的、广泛而深刻的党内外讨论后，由胡乔木负责带领起草小组完成的。它是一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建国以来重要历史问题作出评价的政治性文件。它是否出台、何时出台、如何出台都事关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不能不慎重考量。

    邓小平是对《历史决议》的出台思考较全面深刻的中央领导人。他分别于1978年秋、1978年12月、1979年10月和1981年5月，根据党情和国情的变化，四次对《历史决议》的出台作出关键决策。

    一、1978年秋：学延安时期作决议，尽快把历史问题敲定下来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曾多次公开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表明看法，批驳全盘肯定和全面否定两种思潮。邓小平在尚未恢复职务的境遇下就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他还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前进。他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重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3]。在十届三中全会恢复职务后，邓小平继续提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要求“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还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邓小平是既批评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做法，又坚决反对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为了在危机关头解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的评价问题，邓小平构思了出台《历史决议》的方案。在1978年秋邓小平与陈云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像延安一样，通过决议把一些重要问题敲定下来。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该拿个东西出来了”，“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陈云赞同道：“丢不得。这项工作要细”，“苏联丢了，结果吃了亏”。他还说：“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关于毛泽东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接着，邓小平和陈云还对林彪、江青集团等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说：“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并望着陈云说：“你是老同志，出来把一些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陈云回复：“延安时期，把许多问题弄清了，定下了，全党统一了思想。这个东西非搞不可。林彪、江青一伙民愤很大，许多老同志受了整，弄清楚是必要的”。这次谈话，邓、陈明确了学习延安做法，尽快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毛泽东功过评价问题和建国以来历史问题作出定论。至于出台决议的时间，双方都意识到要因时因势而定。这既确立了尽快作出决议的基调，又留下了弹性调控的空间，体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上述谈话来源于图们的著作，书中标注的时间是“1978年秋”，但“秋”具体是指哪个月、哪一天，没有说明。查阅邓小平和陈云的传记、文选、文集和年谱，都没有记载这次谈话内容。根据传记、年谱所交代的邓小平和陈云的行程，谈话时间应该是8月。9月8日至20日，邓小平赴平壤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回国途中到了东北、唐山和天津视察。9月19日至11月6日，陈云在杭州、上海休养，11月7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而邓小平从11月5日至14日是出国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见，从9月8日至11月14日，邓小平和陈云要么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要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上海，没有见面交谈过。另外，陈云从9月开始在休养，几乎不出席会议和重要活动，连文件也不批示了。陈云曾在中央会议上坦诚：“我的身体是很差的”，“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底之后的两个多月，邓小平在文件批示中由原先的“批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改为“批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常委独缺陈云。又鉴于邓小平于1978年8月19日同黄镇、刘复之谈到了实践标准问题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与陈云谈话的主题相似，邓、陈谈话时间应该是在19日前后不久。由此，上述谈话时间很可能是在8月中下旬。

    二、1978年三中全会：适当的时候总结历史是必要的，但“不必匆忙去做”

    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根据此前与邓小平谈话达成的共识，郑重建议党中央对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决议，起到扭转会议风向和思想解放的作用。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突破原定议题，揭开了讨论历史遗留问题的盖子，冲击力和影响力最大。陈云建议“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的发言引发强烈反响和共鸣。其他老同志也纷纷附议陈云的建议，要求弄清长期“左”倾和毛泽东功过问题。在上下合力作用下，会议气氛民主，对尽快解决历史问题和评价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使原本带有“左”倾痕迹的会议变成了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

    但是，揭开功过评价的盖子客观上加剧了错误思潮的滥觞。一些知识青年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加以议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各种大小字报，有的要求追究阻扰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揭批“四人帮”要连同毛泽东一起批；有的甚至到天安门广场自发集会、演讲，散布极端言论。在上海，发生了群众冲击报社和部分青年组织起来创建社团、报纸的举动。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这些行为不但不能达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效果，反而加剧了分化和对立。

    值此危机关头，邓小平勇于担当，从安定和团结大局出发，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提出评价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11月15日始，出访回国的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得知党内外的严重分歧后，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处理历史问题不能急。11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看的清楚”，“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引导群众向前看”。26日、27日、29日，邓小平会见外国友人时，再次强调清理一下历史问题要有一个过程，目前首要的是安定团结。12月1日，邓小平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邓小平还亲笔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列了包括七个问题的提纲，其中第三点写到：“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讲话。讲话浓缩为四个问题，其中明确指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纠缠不放，要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比如“文革”等历史问题，将来“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作出科学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加之“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的讲话获得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党中央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指导方针。胡乔木认为：“这个方针完全正确，非常必要”，“安定团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领导集体基本达成共识：防止扩大党内外的分歧和激化社会矛盾，尽量回避影响安定团结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宣告：适当的时候对历史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当然，不急着作决议并不意味着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准备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完成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然后再对“文革”、毛泽东功过、毛泽东思想等问题正式作出统一定论。

    三、1979年国庆讲话后：立即着手起草，以中央决议的方式作出定论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发言，逐步推动思想解放的春天的到来。全国理论界、知识界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进行着思考。与此同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错误言论，给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造成困扰。为进一步加强和明确宣传工作，经中宣部提议，中央常委批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月18日正式召开。

    会议期间，代表们多次讨论到“文革”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个别中央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等。会上要求党中央作出正式定论的呼声很高，第一组的声音具有代表性：“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不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很被动。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总结我党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会议第二阶段，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驳了一些错误言论，加强了会议主题的集中和思想的统一。但各个省的代表在到底什么才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他们分别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正确与错误，个人与集体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建议中央：“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才算真高举，需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述”。有的建议“要像六届七中全会那样，作一个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毛主席”。这是明确提出要作“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丰富了邓小平和陈云1978年秋“尽快作出决议”的想法。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旨在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无政府主义抬头的现象，而不是为了压制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理论务虚会上，吉林省代表就担心：“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否定前一段务虚会的苗头，发展起来就要否定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更多地是希望在不影响安定团结的前提下，继续解放思想，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制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当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内过激言论后，邓小平即要求军队和地方要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补课”。1979年5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次日，《人民日报》以《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课》的标题加以转载，强调要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继续解放思想。之后，全国未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地区和部门进行了补课。补课运动推动着思想的解放和作风的扭转，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历史问题的反思。

    理论工作务虚会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促使党中央将历史问题的评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6月，中央常委一致决定：由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在建国3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初步总结；还决定要把讲话提交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

    邓小平对国庆讲话起到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起草工作，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初稿出来后。邓小平点评讲话稿说：“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在第一部分，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在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9月4日，邓小平继续提出意见：“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28日，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讲话稿，并予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