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对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和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内涵作了论述。讲话对毛泽东并没有直接的批评，不过暗含着一定批评；还对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作了基本总结，对“文革”和林彪、“四人帮”作了概要分析。至于具体细节问题，是准备放到以后再说。因为这是基本总结，并非全面的总结；是初步定调，并非最终定论。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三十年作全面的总结”，还提出：“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经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这里虽未指明另外的“时间”和“会议”具体是什么，但反映出中央已经考虑到下一步要尽快作出一个正式的决议。

    邓小平的意见和叶剑英的讲话表达了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作出反思的态度。国庆讲话后，各界感到既满意又不满足。国庆讲话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说出了群众的心声，但讲话出于时机考量，采取“点到为止”的写法，对有些问题没有讲透，留下了探讨的空间。这又掀起了讨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讨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热潮。人们普遍感到还是“不解渴”，希望中央有个更加正式的、明确的说法。

    为此，国庆讲话不到一个月的10月下旬，党中央常委会经充分讨论，作出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一些重要问题作出评价。随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1980年工作安排时指出：决议起草工作，“现在着手，明年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邓小平还在1980年1月的会议上向干部打招呼：“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可见，尽管党内外也有少部分声音反对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出于尽快走出困境、开创新局面的考量，邓小平因势利导，郑重作出起草决议的决定。

    四、1981年5月：决议可以通过，“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国庆讲话为总结历史问题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国庆讲话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决议自1979年10月底开始，至1981年6月定稿，经历了十多个草稿和六次大的集体讨论，在博采众议的基础上又力排错议，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充分集中。

    邓小平亲自指导决议起草工作，要求通过决议尽快结束党内外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四化建设上来。1980年11月6日，胡乔木就此前“四千人大讨论”的综合意见给邓小平的信写到：“少数同志认为现在作决议时机还不成熟，须待十二大或十二大以后”，写作小组的意见是“现在不作决议，则党内思想将更难统一，十二大也不好开”。邓小平表示赞同。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历史决议》在明年的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要求起草小组“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交六中全会讨论通过”。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同邓力群谈话时指出：“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邓小平还根据政治经验提出，决议通过后，可能有些同志思想上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要采取“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的办法来消除争论，力求党员干部在坚定执行中加深理解。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结指出：“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是合乎1980年3月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的，可以通过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等，“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6月22日，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草案作了充分肯定，“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6月29日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再次高度评价说：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综上，邓小平在党的威信和毛泽东的地位面临危机的转折关头，分别于1978年秋达成尽快把历史问题敲定下来的共识；该年底考虑到各界争议太大，为避免扩大分歧和对立，作出“不必匆忙去做”的决策；国庆讲话后根据党内外的积极响应，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决议；决议基本成型后，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推动在六中全会上全体通过。这四次考量尽管存在调整和反复，但都是根据具体实情的变化对出台《历史决议》进行的策略调整，并非没有定力或出尔反尔。通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深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智慧，以恰当的时机和方式作出了决议，维护了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从而推动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