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弥漫的1938年，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这年的三月中旬至下旬,安徽省立煌县古老集镇流波镇（以下略称流波镇，今安徽省金寨县张冲乡境内，为响洪甸水库淹没区）的父老乡亲陆续的迎来一支衣衫有些褴褛且武器不甚精良但却精神充沛、斗志昂扬的队伍，这就是不久前以英雄的红二十八军为主体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以下略称四支队)的抗日将士们(因时处国共合作期间，故以下略称将士们)。

    皖西重镇大集结

    流波镇座落于大别山东麓,位于立煌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境东部，西淠河支流燕子河与青龙河在此汇合；陆路为淮南至武汉必经通道；六(安)立(煌)公路穿境而过；水路亦有西淠河通行排筏，下游可达淠河注入淮河的正阳关和皖北重镇蚌埠，另有山路通霍山县和湖北省的英山、罗田两县，面积约2．3平方公里。 流波疃与霍山县相邻，1931年5月曾一度划为霍山县流波市郊区。1932年由六安划归立煌县。明末清初，这里的刘婆寨为抗清义士所建，三尖山寨长张福寰也长期活动于此，军事地位十分重要。1930年1月，该地区爆发了由我党领导的著名的六(安)霍(山)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三师在此成立,为金寨县境内的第二支主力红军队伍。

    这次大会师的四支队主体，是一支活动在鄂豫皖边的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在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里，他们继承和发扬鄂豫皖红军顽强的革命精神，经过三次重建与发展，固守在大别山区，以不足两千人的兵力，艰难辗转于鄂豫皖边区及周围的四十余个县，阻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军清剿部队68个团约17万人的包围和堵截，取得了歼敌18个营另15个连以及大批反动民团武装的光辉战绩，保卫了红色苏区。

    这次，红二十八军（鄂东北独立团、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2月中旬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的七里坪（以下略称七里坪）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第七、第九团、手枪团和一个直属队，并于3月由七里坪开赴流波疃。第八团则由诞生于1936年1月的鄂豫边、豫南的桐柏山红军游击队(豫南抗日独立团)组成，该部先由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集中，又在河南省信阳县邢集东塞门外会合后，经商城来到流波镇。两只抗日劲旅在流波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完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最后组建，吹响了东进抗日的嘹亮号角。

    流波镇集结会师的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在新四军的4个支队中，唯一地处长江以北地区，且兵员占百分之36，长短枪占百分之38.4，轻机枪占百分之62.5。是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人数最多、武器最强的一个支队。

    运筹帷幄寻胜机

    1937年全面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点燃。当时的全国形势是：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将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分别发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首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向华北大举增兵。在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1938年1月，日机38架袭击武汉，津浦线日军分两端向徐州推进，兖州日军亦向济宁进犯，日军已突破淮河，定远、蚌埠相继失守,战火已燃烧到江淮大地。同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至六安。

    因此，四支队的流波镇集结会师更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时刻的到来,有着一段十分艰难的策划、谈判和改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展现了红军指挥员的顽强斗志和政治智慧。 

    1937年7月13日，高敬亭等在岳西县南田村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看到了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遂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讨论如何适应当前形势发展、融入抗战洪流以及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联合抗日谈判事宜。28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参与和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代表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停战谈判的成功，标志着鄂豫皖边区内战结束共同抗日的开始。

    9月初、由中共中央委派赴大别山区执行联络任务的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在湖北红安七里坪蔡家祠堂见到了高敬亭，向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转交了董必武带的信。

    12月2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召开新四军编制会议，专题研究在编制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和各种工作的协调，正在实施新四军四支队编制工作的高敬亭和林维先参加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12月底，为了贯彻党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新四军编制工作会议精神，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召开了一次转变思想、统一认识的会议。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要求全军指战员在接受改编、奔赴抗日前线之前要以崭新的状态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要求，并且要牢记改编后的军队永远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此后不久,经过慎重考虑,即决定将战略集结点选定在安徽省的立煌县。

    按照国共两党改编协议要求，1938年2月正式组建新四军第四支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未到职，由戴委英接任）。同时,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成立新四军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戴季英为副主席，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为委员。

    1938年2月20日，接到新四军军部关于四支队准备东进的命令，３月上旬，即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滁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四支队东进皖中、皖东的部署，命令其各部开始向预先选定的立煌县流波疃集结点会师，并通过此次集结进行部队的整训，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东进之前整训忙

    1938年3月下旬，第八团进入流波疃与先期到达的第七、第九团会师。当晚，高敬亭司令员就在第八团的驻地集合3个团讲了话，明确了四支队集结后整训的方法和任务，勉励大家克服物资缺乏、装备落后的暂时困难，一切以抗战大局为重。

    四支队的流波镇集结和整训时间不长，总共就2—3天，但却热烈而镇定，紧张而有次序。

    整训首先开展以抗日战争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提高全军将士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各部队在流波疃会合后，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就在东王庙组织召开万人军民抗日誓师大会，政治部首长汪登科做积极抗战的动员报告，各部队代表踊跃发言，坚决拥护东进抗日，大会开得隆重热烈，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对动员当地工农学商各界投入抗战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据当地群众回忆,到流波镇集结会师各部队刚住下即展开宣传活动，向老区群众说明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详尽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帮助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且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时时处处遵守党的群众政策，受到老乡的普遍拥护和真诚欢迎。由湖北、皖南、江西籍客商所建的帝主庙、关帝庙、万寿宫、大王庙等，成为军民宣传活动的主要场所。流波镇不规则的东西南北四条街上，经常看到新四军战士在粉刷抗日救亡标语。西淠河岸边广阔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将士们训练的身影,他们或练刺杀、射击、投弹，或打拳、摔跤、冲障。山坡上，整齐摆列着各种轻重型武器，周围是检视和维护的军械人员。

    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四支队获取了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和文件用以组织将士们集中学习，如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发布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而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的一•二九运动，则大大地激发了将士们的战斗热情，当得知在南京有数十万无辜的中国同胞被日寇残暴地杀害时，将士们更加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早日东进，开赴抗日前线。

    在开展广泛宣传发动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亦加强了组织建设，不仅恢复、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而且补充了兵员、调配了干部，完善了部队建制,严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实现了部队的正规化。1938年 3月底，即在七里坪改编的基础上正式完善并确定了四支队的序列编制： 第七团由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第二四四团、新兵营组成，下辖2个营，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处主任胡继亭；第八团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组成，下辖3个营，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处主任徐祥亨；第九团由鄂东北独立团、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特务营组成，下辖2个营，团长顾士多，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处主任郑重（郑如星）；手枪团由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和部分新兵组成，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直属队以红二十八军司、政、供、卫人员为基础，组成支队参谋处、政治部、经理部、卫生部，下辖特务连、通信连、交通队等。全支队共31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