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总方针。那如何理解“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内涵呢？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我们要坚持弘扬“为人民服务”的行为，那必然存在不“为人民服务”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反对、批判、批评、纠正那些不“为人民服务”的行为。

    “为人民服务”应该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层次是为人（为个体、为自己）服务；第二个层次是为人民（为众人、为他人）服务。而做为共产党人的最高境界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为人服务

    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邓小平也曾指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做为一个个体的人离不开对生活资料的依赖；一个人劳动、奋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获得生活的必须的物质资料。但在追求物质财富过程中则存在着是物质财富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物质财富“服务”的区别。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正是明确了房子是用来为人服务的，而不应当人人去为房子“服务”？荀子在《修身》中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唐代慧海法师在《顿悟人道要门论》中说：心逐物为邪，物从心为正。一个人能有效控制物质财富，追求的物质财富是服从于人的真正的需要，那他走的就是正道，他身上呈现出的正气，他就是君子。相反，如果你住着一套房子，却天天惦记着第二套、第三套……第N套房子；惦记着与别人攀比谁拥有更多的房子、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富”，并为之拚死、拚活、疲于奔命，甚至为之去坑、蒙、拐、骗，那你就被房子、被财富、被攀比控制了；就变成了你是为房子、为财富、为攀比服务了，那你就走上邪路上去了，你身上呈现出的就是邪气，你就成了小人了。《庄子•逍遥游》中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同样，一个人食不过三餐，眠不过八尺，他真正的需要是有限的。那我们基本需求满足了后，我们还精力充沛，是不是就无所事事，人生就毫无意义了呢？不！姜太公在《六韬•明传》中说：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基本需求满足了，人生更高层次的追求目标就上升到“义”——用我们共产党人的话说，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二、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所以，我们党及其领导下一切政权、机构、党员及其制定的法律、规章、方针、政策都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自由幸福服务的。所谓“人民”就是除了“人民的敌人”外的绝大多数的人们及其子子孙孙。做为“为人民服务”的对立面就是不“为人民服务”；或者说是要人民去为其它东西服务；或者是为“人民的敌人”服务。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对这样一个极其凶残罪犯，一审判处其死刑，但云南高院在二审时却改判缓期。最后在广大民众的愤怒声讨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不得不重审并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云南高院的副院长在声明中还讽刺广大群众是“狂欢着追求杀人”，并声称“李昌奎案十年后肯定成为一个标杆”。而“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则称“未见滇高院审判的程序缺陷或腐败因素”，应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则；改判是“符合现行法律，不合法理”。这些高级法官们和“著名法学家”贺卫方们理论讲了一大通，恰恰是忘了（或是有意违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废除死刑”等法律“理想”、审判程序、“法理”是应该为人民、为全社会服务的；他们认为全体人民、要全社会应该来为他们的“废除死刑”的法律“理想”、为他们的审判程序、为他们的“法理”服务。

    姜太公在《六韬》中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乐者，赏之。法律对人的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全社会自由、幸福、和谐服务。法律杀人正是为了不杀、少杀。通过法律的“杀”振摄、遏制了社会的杀人行为，不正挽救了社会千千万万将被杀的人和将要犯杀人罪的人？

    我们很多社会问题越治理越乱，正是因为这些权力部门总是以罚款代替治理。也就是说，他们忘了自已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一心一意为罚款“服务”，或者要人民反过来为他们自已制定的规章、规则、理念服务。我们的教育问题很多很多，正是我们的小学、中学所有的工作目标就是分数和名次，而把为人民服务、为学生的身心健康服务、为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服务给忘了。

    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反对对犯人进行公判、批判、警示、教育、改造。他们认为这侵犯了犯人的“人权”、隐私权。这些“专家”、“学者”为此还做了很多“研究”、写了很多论文、出了很多“成果”，但他们恰恰是背判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却一心一意去为人民的敌人——犯人“服务”。荀子在《富国》中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明代的吕坤在《申吟语》中也说过：五刑不如一耻，百战不如一礼，万劝不如一悔。法律不仅要有“罚”的功能，还要是“耻”的功能、还要有教育功能、警示功能、改造功能。只有轰轰烈烈对罪犯进行批判、公审才能警示群众、教育群众不要去犯罪、不要成为人民的敌人。只有对罪犯进行惩罚、批判、教育才能改造他们——使他们由人民的敌人转化为人民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