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37年9月17日，毛主席在《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中指示说：“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二）我四方面军（注：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注：指八路军一一五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7页。）

    再如：1937年9月29日，毛主席在《在山西应坚持普通的游击战争的方针》中指出：“乙、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8页。）这里说的红军，就是八路军。

    又如：1937年10月6日，毛主席在《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中说：“（3）红军林、贺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4页。）这里讲的“红军林、贺两师”，正是指八路军以林彪为师长的第一一五师，以贺龙为师长的第一二〇师。

    类似的史料很多，举几个例子已能说明问题。如果是站在维护我党革命事业的立场上，如果是对中国工农红军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看了毛主席的几段讲话，一定会感到格外亲切，感到顺理成章。当然，国民党右派及其应声虫只会反对和攻击，这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反动立场所决定，不足为怪。

    想当初，国共两党代表谈判合作抗日救国草案时，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就有这样一条：“（三）目前只保留3000红军，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主任黄修荣编写的《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关系纪事》。）其后，在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根绝赤祸案》，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其对红军的仇视和必欲“根绝”而后快之图谋，由此可见一斑。在后来的谈判中，关于红军改编的数量、编制等问题，多次变化，一波多折。我党代表坚持原则，才使国民党右派企图彻底收编红军、完全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未能得逞。也才有了国共两党在合作方面的进步，有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进展。我们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

    当时，在迪化的红西路军总支队，在延安的红军摩托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都是我党直接领导的红军部队和学校，没有改编为八路军。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具体部署，从这三个红军单位中选出43名红军干部组成我党第一支航空队后，党内同志亲切地把这支航空队称为“红军航空队”，而且已经流传了七八十年。有些人挖空心思，总想找理由来否认这一称谓，能办的到么？

    历史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不同的思想烙印和思维方式，会对同一件历史事实作出不同的评判。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用简单的、直线性的、一刀切的思维方法，去看待复杂的、曲折的、波浪式前进和发展不平衡的历史进程。如果有了这样的共识，肯定会减少一些人并非受立场、态度制约所引起的认识分歧和偏执意见。

    （作者王有生，军旅作家，空军史研究专家。原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新疆日报、新疆电台、新疆电视台驻空乌指记者站站长，原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