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卓越……都让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生成中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两万五千里长征，首先是精神的长征，其次才是肉体的长征。没有精神的先胜，只有肉体的完败。力量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若比体能、比武器装备，红军不如“白军”；若比意志、比信仰，“白军”不如红军。长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终，信仰突破了“围追堵截”，意志战胜了艰难险阻。红军惨胜，“白军”完败。

    信仰就是力量。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下的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了败仗。论常理，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系。但历史没有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辙。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挠。靠的就是信仰，红军有别于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时的红军与正规军相比有两个很大的区别，一个是刚刚打了败仗，脱离了长期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另一个是人员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长征途中岁数最大的当属“五老”，林伯渠(48岁)、徐特立（57岁）、董必武（48岁）、谢觉哉（54岁），再加上朱老总（48岁）。他们大多年过半百，但老当益壮，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徐特立老人头发斑白，牙齿脱落，但很少骑马，得空就给红军将士们上课。谢觉哉老人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将它带到了陕北。

    在长征的队伍里，“红小鬼”几乎成为主力，胡耀邦、肖华等都是有名的“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组织上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每人带一个。分给蔡畅当警卫员的叫“红桃”。过雪山时，因为饥寒交迫，小“红桃”实在走不动了，蔡畅把自己紫红色的毛衣脱下来给小“红桃”穿。他执意不要。蔡畅像母亲一样劝他：“听话呀，红桃！”可是，穿上蔡大姐的毛衣才走几步，虚弱的“红桃”腿忽地一软，一屁股坐在雪地上。蔡大姐连声呼喊：“‘红桃’不行呀！不能坐下呀！”说着就拼命地拉他，可是刚拉起一点他又坐下了。只见‘红桃’眼泪汪汪地说：“蔡大姐，我实在不行了，我没照顾好你……”，蔡畅眼圈一红，哽咽着说：“‘红桃’，别说这个，你看，马上就要到山顶了！”‘红桃’睁大了他那双纯真的眼睛，说了一句：“您给我娘写封信吧！”说完，身子一仰，就倒在厚厚的雪地上了。蔡大姐俯下身子，拉着他的手喊：“‘红桃’！‘红桃’你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可是小‘红桃’穿着蔡大姐送给他的紫红色的毛衣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蔡畅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从未掉过眼泪，而此时竟掩面而泣，哭得跟泪人一样。

    这种生离死别，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下。

    我的父亲罗青长也是从巴山蜀水中走出来的一位“红小鬼”，他们班里七八个小伙伴都是十五六岁的穷孩子。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在途中遇到一位来自巴中的“红小鬼”，一问，年龄只有十二岁。陈赓心疼地将自己的骡子给他骑，他不骑，将自己的口粮给他吃，他不吃，说:“看我的粮袋中粮食有多多？”陈赓信以为真。但走出去不久，陈赓突然觉得不对劲。返回再次寻到这位“红小鬼”时，他已经奄奄一息。陈赓察看他的粮食袋，里面装得竟是青稞皮和被咬过的牛筋骨。“红小鬼”试图以自己的生命换来战友的生存。陈赓仰天大哭！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女人，常与温柔相连，因此，善良的人们大声疾呼，“让女人远离战争！”但红军女战士为了自身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自由，毅然走入了战争。据统计和考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30位；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宗英等22位；红25军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位。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共约8000余人。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妇女特有的生理现象，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之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10多里，因此，周恩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有的女战士受封建社会摧残，被迫裹小脚，比如红一方面军中的杨厚珍、危拱之，红四方面军中的王泽南等就是拖着这么一双伤残小脚走完了漫漫长征路，个中艰辛难以想象。

    一些女战士在长征途中分娩，比如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邓发的夫人陈慧清都是在行军途中生下了小宝宝，但为了不拖累部队，她们生下小生命后，就把自己的骨肉寄托在当地老乡家里，从此骨肉分离。廖承志曾经听说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不给战友们增加负担，利用夜幕偷偷把自己心爱的小宝贝投进水塘。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廖承志，到达陕北后，他就动手为此作画，但一直画了20 多年，每当他触到“扔孩子”这一幕时，手就颤抖起来，泪水模糊了视线，终未能完画。谁人没有骨肉，哪位母亲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但为了革命，她们可以舍弃一切，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父亲最要好的一位小伙伴是他的四川老乡，不知名，只知姓，由于天性乐观，经常咧着嘴笑，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张豁嘴”。在过草地时，饥寒交迫，他实在挺不住了，把我父亲叫到身边，以微弱的声音说：“罗青长，我不行了，你们去赤化全川，把红旗插遍全中国”。这句话，激励了我父亲一辈子。小平同志晚年时，曾经有记者问他，参加长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着浓重的乡音回答，“跟着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选择，这是对信念的坚守，这是对共产党的信任。红军女战士姜秀英脚趾受伤，为了跟上部队，她从老百姓家里借来斧头，咬紧牙关，忍住疼痛，硬是自己将已经溃烂的脚趾剁掉，然后用盐水清洗，用破布包扎后，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向前挪动，追赶部队。十指连心啊！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勇气啊！红军指战员们铁了心，就是爬着、跛着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这句“跟着走”，使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勇敢就是力量。信仰是要勇敢来开路的，忠诚是要以血性来表现的。

    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红十军团三个师一万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共400余人。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杀害，中华苏维埃工农监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牺牲在战场上。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曾经5次负伤，谭家桥之战是最后一次负伤，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惨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躺在担架上，趁敌不备，从伤口拉出肠子，用牙咬断而壮烈牺牲。

    土城一战，红军伤亡1000余人，这是遵义会议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作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上战场指挥，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陈赓的干部团拼了命反击，林彪率部杀出一条血路回援，这才使中央领导脱离险境。

    在事关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安顺场涌现了17勇士，红二师四团在泸定桥涌现出了22勇士。在强渡安顺场战斗发起之前，聂荣臻问主攻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红二师四团，为赶在敌人前面，昼夜兼程二百四十里，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跌，硬是滚进到了目的地，创造了步兵徒步行军的记录。随后，立即投入战斗，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２２名突击队员均为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冲向对岸。用他们的勇敢和忠诚杀出了一条血路。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路上，战斗频繁，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每战都身先士卒，他的警卫员在战斗中牺牲了，战马也被打死了，指战员们都为政委的安全担忧，但是吴焕先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定地说：“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人民流血牺牲是最光荣的。”一次部队遭敌人偷袭，吴焕先率部反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狠、硬、快、猛、活”，“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徐向前回忆百丈关大战，“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1.5万余人，自伤亡亦近万人。这只是红四方面军无数恶战的一个缩影。

    古代三国时期关公刮骨疗毒，一时传为佳话，长征时期红军指战员类似刮骨疗毒的事迹成为普遍现象。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腹部重伤，他是带着弹片开始长征，伤口时时向外流着脓血。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为王稼祥诊断治疗，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这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难以想象！”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转战途中，伤口复发化脓，陈毅叫警卫员将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硬是自己把开刀未取干净的一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红三军团12团政委钟赤兵在率部夺取娄山关时，右腿被9颗子弹打伤，骨头被打断，撕开了一大块肉。没有麻药，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截肢手术后，拖着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二军团第18团政委余秋里左臂负伤后，忍着剧痛，拖着那只已经坏死的胳膊走过了雪山草地。到达甘肃后，医生用剃须刀为他剔除了腐肉，用木锯为他做了截肢手术。红四方面军红军女战士吴顺英在不用任何药品的情况下，让医生取出嵌在左肩上的弹头。红五师师长贺炳炎不施麻药而截肢；团政委杨秀山在左眼被炸伤后，不施麻药取出弹片；师政委谭友林在战斗中被打伤一只胳膊，坚持走完长征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在攻打遵义时，右腿负伤；红五军团第13师师长陈伯钧在湘江战役中左腿负伤；红三军团第15团团长白志文左肺被子弹打穿；红三军团独立团团长李寿轩右肺和左臂负伤；红三军团第10团团长姚喆右脚负伤……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团以上高级将领负伤若此，基层指战员伤痛可见一斑。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赤水河畔的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体内仍残留着弹片。但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以顽强的毅力，忍着巨大伤痛，拖着伤臂断腿、孱弱身躯冲杀出了一条血色道路。

    狭路相逢勇者胜，哪怕寡不敌众，哪怕九死一生，也要血溅七尺，前仆后继，揩干净烈士身上的鲜血，继续前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