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光慈同志的故乡金寨县，地处大别山北麓，是鄂、豫、皖三省八县的结合部。这里山多田少，自然条件差，在历代反动统治下，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加上兵匪、土豪横行乡里，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正因为如此，当地人民的反抗要求更加迫切。这里流传着许多历代人民反抗反动统治者的传说。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先后在这一带活动，当地人民参军助战，重创清军，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威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对以后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县城四十余里，有一条很平常的小街，名叫白塔畈，街上住着一百来户人家。一九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光慈同志就诞生在这条街上的一间草屋里。

    光慈同志的祖辈是河南人，后流落到这里。他的父亲蒋从甫自幼聪明好学，先是在外地当学徒，后来家境稍有好转，便开了一家小杂货铺，贩卖碗、盆、扫帚、石膏之类零杂货。母亲去世后时，蒋从甫因没有钱买寿衣、棺材，非常难过，从此立志吃斋。以后他自学诗文，在乡里有点名气，被当地一家塾馆聘为教师。光慈同志九岁时，就是在这家塾馆发蒙的。

    白塔畈小街的北头，有一条十丈来宽的小河，平时水很浅。光慈同志儿时，常在这里和他的小伙伴们游玩，后来他还深情地怀念这块浅溪浓荫的旧游之地。

    白塔畈的南面，在群山环抱中，有一座三仙山，山上有一座三仙庙。关于三仙山，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从前有三姐妹在山上修行，她们每人有一个既能镇妖除魔，又能解危救难，运用自如，法力无边。这是劳动人民渴望自由的折光反映。童年的光慈同志被这个传说迷住了，他常常背着大人，同小伙伴们偷偷爬到三仙山上去寻觅三姐妹的踪迹，幻想有一天能得到她们的宝贝，就可以把那些财主老爷踩在脚下，让天下的穷人都富裕起来。三仙山在他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中，还特地写了三仙山，把它作为农民革命武装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阵地。

    光慈同志十一岁那年，母亲送他到五十里外的志诚小学（属河南固始县）读书，因为路太远，他在学校住宿。有一年冬天，他正在宿舍里做功课，忽然烤火用的炭盆把床烧着了，同宿舍的同学都吓得跑走了，他独自一人留在屋里救火，外面的同学再喊也不出来。后来火扑灭了，同学们把他拉出来一看，他那白净的面孔被烟熏得焦黑，衣服上也烧了许多洞。

    光慈同志在志诚小学读书十分勤奋，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国文教员詹谷堂对他尤为器重，经常在课后给他讲一些课本以外的知识。当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民主思潮在全国城乡迅速传播。在詹谷堂老师的启发诱导下，光慈同志开拓了眼界，他的脑海里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穷人为什么这样穷？富人为什么这样富？难道这一切都是注定不变的吗……平时，他最爱读那些关于杀富济贫的游侠传说，把他们看作是穷苦人的救星。

    在志诚小学毕业后，光慈同志考入固始中学。入学后不久，因和几个同学一道，痛打了一个横行不法的地方官吏，惹出一场轩然大波，被校方开除。

    光慈同志兄妹四人，大哥蒋如谦，二哥蒋如让，小妹蒋如香。光慈同志居三，原名蒋如恒，进志诚小学以后改名为蒋宣恒。光慈同志待小妹很好，放假回家，常常背着妹妹到山上採野花。那时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农村中的封建传统观念还很顽固，妇女缠足即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陋习。光慈同志对这种陋习深恶痛绝，竭力反对母亲给小妹缠足，后来到了外面，还时常写信回来问起此事。

    一九一七年暑假，在芜湖读书的同乡李宗邺介绍光慈同志去芜湖上中学。不久，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兄妹和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背起简朴的行装，踏上人生的又一个里程。

    （二）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岁的蒋宣恒进了设在芜湖赭山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

    这是中国控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辛亥革命的成果断送在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和政客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巧取豪夺，恣意瓜分。北洋军阀政屈膝卖国，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

    这一切，在光慈同志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他常常和同学们一道漫步在扬子江边，望着波涛翻滚的大江，低吟宋代爱国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以此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

    不过，这时在他心头涌现出来的只是朴素的反抗意识，他还不可能认识到产生这种黑暗现实的根本原因。如同当时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人一样，他也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个人的勇敢和公正，以历代传说中的侠义英雄为榜样。开始，他把自己的名字“蒋宣恒”改作“蒋侠生”，表示一生要行侠仗义，削尽人间不平。后来又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思想，想离开这污浊的尘世去当和尚，虽然出世的也还斩不断尘缘，就是当了和尚，仍然要保持游侠的行径，解除世间的苦难。

    那时，芜湖五中的进步教员高语罕（时任该校学监，后为早期共产党员）、刘希平（时任该校国文教习）等人，锐意改革教育，积极传播新文化。后来又进一步以五中为阵地，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文学运动。这些活动对当时芜湖的教育界，特别是对光慈同志等一些进步学生，产生了极大影响。高语罕、刘希平二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思想比较急进。他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看到了唤醒民众尤其是唤醒青年的重要性。在当时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中，《新青年》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高语罕从一九一六年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有关青年和社会问题的文章。每期《新青年》一到，他和刘希平老师就在课堂上逐篇加以介绍，鼓励学生细心研读。他们还结合现实，给学生们讲授历代爱国志士的诗词，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在学校管理上，他们提倡民主治国，主张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在他们的倡导和支持下，芜湖五中早在一九一七年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是芜湖地区最早的学生组织。光慈同志的成长，与高语罕、刘希平这些进步教员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十月革命爆发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流传开来。那时在芜湖，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克鲁泡特金·马枯宁等人的著作。光慈同志几乎每天都要去设在芜湖长街的科学图书社看书。他对新思想很敏感，但在开始，他接受比较多的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读了剧本《夜未央》之后，对剧中刺杀俄皇的女主人公苏维亚十分崇拜，曾作诗道：“此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当时，他还与李宗邺、吴保萼、胡苏明、钱杏邨等同学一起，组织无政府主席团体“安社”，编印社刊《自由之花》，抨击军阀统治，鼓吹无政府主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消息传来，全国沸腾。五中是当时芜湖进步力量的坚强堡垒，“五四”运动中，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中心，被人们誉为“芜湖的北大”。光慈同志当时是五中学生自治会副会长，他和学生会的其他骨干一道，及时联合芜湖各中等学校，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通过报界发表宣言，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还带领同学到各商号宣传抵制日货的重大意义，吁请商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实行罢市。为了使抵制日货的行动顺利进行，他还派出部分同学，与各商号的学徒取得联系，监督各商号的进货，并组织学生纠察队，直接在车站、码头查扣日货。这时，他已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得之一。工作十分劳累，他的身体素质较差，有时竟累得吐血，但他的斗志始终发呈，不稍懈怠。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芜湖新文化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时，五中学生纷纷走出课堂，深入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如创办义务学校，组织新剧团、团支书社和星期日讲演会等，广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高语罕、刘希平两位教员还发起创立了旨在教育商界学徒的第一、第二商业夜校。后来轰动一时的以白话文形式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的《白话书信》一书，就是高语罕先生当时为商业夜校学生编写的国文讲义。光慈同志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积极，得到高语罕等人的赞赏。《白话书信》中收有为数有限的几位五中学生的信件，其中一封就是光慈同志写的。

    “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以一批思想急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各类进步社团，也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大、中城市。那时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有一个“青年学会”，是进步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该会宗旨是“发展个性的本能；研究真实的学问；养成青年的真精神。”并以“奋斗、诚实、宏毅、勤俭”作为每个会员所必须遵循的信条。曹靖华同志当时在开封二中读书，是该会主要负责人。该会会员虽然只有十余人，但在介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方面敢于独树一帜，所以在当时的影响已超出河南省的范围。该会成立不久，光慈同志便通过原志诚小学同学、后考入开封二中的“青年学会”会员叶禹勤、潘保安二人介绍，与该会取得联系，并申请加入。

    光慈同志加入“青年学会”以后，通过书信与学会保持密切联系，并在学会创办的《青年》半月刊发表诗文。《青年》半月刊的编辑是曹靖华同志，由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的“少年学会”（主要负责人为赵世炎同志）代为印刷。“青年学会”和“少年学会”经常联系，交流思想，并结为兄弟学会。光慈同志通过“青年学会”和《青年》半月刊，结识了一批革命青年，开拓了眼界，并开始显露出他的文学才华。一九二0年三月一日出版的《青年》第四期上，刊登了光慈同志在读了胡适写的《李超传》之后写一首诗的（题为《读李超传》，署名蒋侠生）。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光慈同志最早的诗作。

    这时，虽然经过了“五四”运动的锻炼，但光慈同志和“青年学会”的其他会员一样，思想上还处在对各种新思潮的探索和比较的阶段，对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还不能作出马克思主义解释。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正如曹靖华同志在《回忆青年学会》一文中说的那样：

    “青年学会会员当时对一切旧的都表示猛烈的反对，对一切新的都表示热情的欢迎，当时他们还没有能力去辨别精华和糟粕，也不知道什么是集体主义。他们都是一群纯洁的、有正义感的青年，他们嫉恶若仇，不作‘有损人格’的事。他们单凭一片爱国赤诚，毫无畏惧地参加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里。他们反对军阀专柜，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旧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不合理的现象，在理论上当时他们还很幼稚，正是摸索、正是‘寻找切实的指示’。他们当时连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的区别都还分不清楚，象‘一枚爆炸弹，胜似十万书’，‘人生第一快事是雪夜闭门读禁书’一类的话，都曾吸引过他们。那时他们如大梦初醒，还没来得及辨清方向呢。他们首先感到的是压迫他们的黑暗现实，他们首先反对的是和他们有切肤之痛的黑暗现实。一切新学说、新言论，大凡有助于他们反对黑暗现实的，他们孝一概接受。当时封建势力的确把他们称作‘过激派’、‘破坏党’，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的。”

    “青年学会”唯一的女会员是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宋若瑜。这时，她与光慈同志在书信往返中结下了友谊。六年以后，这对当年的会友终于结为夫妻。

    一九二〇年初，光慈同志回乡探亲。不久，他还是背着那件简单的行装告别了亲人。这时，连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他这次离别，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只是隐隐地感到，更加艰巨的革命斗争生活正在等待着他……

    （三）

    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经高语罕介绍，光慈同志和吴保萼离开芜湖去上海，与《新青年》编辑部的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取得联系。这时，陈独秀等人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干部，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陈独秀等人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校长由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担任，学员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光慈同志到上海不久，即由陈独秀介绍，成为这个学社最早的一批学员。这里集合着一群陆续由各地进步社团推荐一煌革命青年，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彭述之、曹靖华等。这个学社当时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一个秘密活动机关。一九二0年八月，在这里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光慈同志与外国语学社的部分同学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一九二一年初，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挑选二十多名青年团员，分批派往俄国学习。光慈同志是和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韦素园、吴保萼等人一起出发的。他们经日本长崎，走海参崴，过西伯利亚，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大约在同年八、九月间，终于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活。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光慈同志觉得一切都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这里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歌唱，自由地谈论。昔日的梦境在这里变成了现实，无产阶级不仅有能力砸碎沙皇统治的俄国，而且有能力建设一崭新的世界。他由衷地称颂伟大的十月革命：“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从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中，他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决心用自己的热血去染红革命的旗帜，做一个革命的先行者。因为红色是革命的象征，所以这时他又把自己的名字“蒋侠僧”必变“蒋光赤”。

    一九二一年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筹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光慈同志等被抽调担任翻译文件，招待各国代表等大会服务工作。会上，他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相识，并互有来往。最使光慈同志引为自豪的是，会议期间，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导师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袖，聆听了他们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