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初，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主要是在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以及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进行。这期间，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宗派主义倾向（这是革命文学在幼年时期所难于避免的），但总的来说，论争的结果，促进了左翼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文艺理论学习，消除了误解，增进了团结，为以后实现左翼作家大联合打下了基础。

    在国民党反动派挥舞屠刀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光慈同志和他主持的“太阳社”一直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巧妙地变化斗争策略，和敌人周旋。《太阳月刊》被查禁，则改名为《时代文艺》继续出版；《时代文艺》被禁，又改名为《海风周报》，如此等等。在两年之中，虽然前后换过五个刊名，但是，作为一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阵地，则从未放弃。光慈本人更因为在敌人眼里已成了“宣传赤化的暴徒”，所以不得不时常变换自己的笔名。他用过的笔名有：华维素、华希理、魏克特、魏敦夫、陈情等。不仅如此，为了避免反动派的迫害，有时还在作品完稿后故意标上一个假地址，使敌人摸不清他的行踪。例如，一九二八年底，他译完苏联作家罗曼诺夫的小说《爱的分野》之后，特地在“译者小序”后面注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德国柏林。”

    光慈同志在创作实践中，也走过一段弯路。他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即是一例。小说出版后，同志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光慈同志也从这部失败的作品中吸取了教训。

    一九二九年七月间，光慈同志因肺结核转重，遂东渡日本作短暂休养。在这里，他与日本著名左翼作家藏原惟人成为挚友，经常在一起研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学问题。当时“太阳社”的任钧、冯宪章、楼适夷等也先后来到东京，在光慈同志主持下，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部，与国内革命斗争遥相呼应。
这时，光慈同志回顾了一年多来左翼文艺界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历史。由于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的干扰，在光慈同志和另外一些同志之间产生了误会和隔阂。对于个人恩怨，光慈同志并不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个人的一切应当服从革命的利益。他在一则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友人们在那里奋斗着……他们也许不了解我，也许要嘲笑我，鄙视我……呵，让他们去！重要的不是在于他们对我的关系！如果他们的行动能将被压迫的中国，我所眷怀着的贫苦群众，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那已经是他们对我的大恩大惠了，我还要求他们一些什么呢？！如果他们不了解我，不明白我，那也只是我个人的不幸，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他们的罪行。”这种豁达的态度和坦荡的胸襟，对于即将实现的左翼作家大联合，无疑是积极的。

    旅日期间，光慈同志译完了苏联作家里别津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周间》，写成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和日记《异邦与故园》，并且忙里偷闲地游赏了著名的富士山和富士湖。但是，绮丽多姿的富士山风光毕竟没能留住我们的诗人，国内更艰巨的任务正在等待着他。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光慈同志匆匆结束了日本之行，踏上了驶向祖国的归帆。

    这时，上海的左翼作家接受了党的意见，正在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光慈同志回国后，立即遵照党的指示，与鲁迅、冯雪峰、夏衍、阳翰笙、柔石等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讨论制定“左联”的纲领和章程。至此，“太阳社”这一文学团体也就自动宣告解散了。

    （五）

    一九三0年一月，光慈同志主编的《新流月报》改名为《拓荒者》继续出版。这份刊物实际上已经成为左翼作家共同的刊物。“左联”成立以后，它即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

    这时，光慈同志正在抓紧时间创作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并将写好的章节在《拓荒者》上分期连载。

    光慈同志从日本回国后，和钱杏邨同志一起，经常出入南国社，促使南国社转变。这时，光慈同志结识了南国社的女赏吴似鸿。吴似鸿当时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绘画，课余参加南国社活动。不久，在同志们的欢庆中，双方同居。

    光慈同志待人真诚热情，纵在穷困之中，对别人的困难，也慷慨解囊相助。有一次，钱杏邨告诉他，有个同志刚从监狱出来，没有衣服穿，光慈同志马上把自己穿的一件呢上装，连同口袋里的二十块钱，一起托钱杏邨转送那位不知名的同志。

    一九三0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华洋侦骑密布的上海宣告成立。五十多位进步作家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光慈同志当选为“左联”候补常委。

    在“左联”领导下，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展开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等作家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光慈同志也搁下正在创作的小说，积极参加这一讨论。三月底的一天晚上，光慈同志参加了《大众文艺》举办的第二次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文艺与少年大众的关系。光慈同志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少年不是成年，少年有少年的兴味，成年有成年的兴味，所以少年大众应该是大众化而且要少年化。”主张作家要仔细研究少年的思想感情，把握他们的特点，写出为他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当时党内正值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主客观条件俱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鼓吹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幻想侥幸取胜。由于这种错误主张的影响，“左联”也不适当地提出了“街头是我们的战场！口号替代我们的欢呼！”、“‘五一’劳动节再不是单纯的庆祝日，而是血战的斗争日！”这样一些“左”倾盲目的口号，要求作家、艺术家走向街头，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光慈同志对这种活动方式深为不满，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且拒绝参加马路上的飞行集会和游行等鲁莽活动。他认为，革命尚处在低潮之中，党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上。在中心城市发起武装起义，纯粹是一种冒险行为，只会给革命带来无谓的牺牲。不久，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按照“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意图，通过了所谓《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并且具体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起义的计划。会议结后，立即向全党作了传达和部署。这时，光慈同志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为错误领导的压力所动，使自己陷入一种十分困难的处境。党组织和同志们对他产生了误解，有些同志公开斥责他无组织无纪律，他认为他拒绝参加城市武装暴动，是在革命的紧要拳头畏缩动摇的表现，实际上等于背叛革命。对于来自自己同志的指责和打击，光慈同志毫不介怀，甚至在党组织错误地给予他严厉处分以后，他仍然坚定地表示：“这没有什么，我依然忠于党。”表现了在暂时的委屈面前仍然忠贞不渝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高贵品质。

    此后，光慈同志更加发愤写作。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他为“左联”常委洪灵菲翻译的《我的童年》（高尔基著）作了一篇长达一万余字的序言，详细介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的生平和著作。不久，在完成了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之后，他又开始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可惜尚未完稿，他就病倒了。

    一九三〇年底，蒋介石反动派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与此同时，在文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法西斯手段，对左翼文化阵线实行支革命的文化“围剿”。一九三0年十二月，反动派颁布“出版法”，进一步加强对进步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其它出版物的限制，并且派出大批特务、军警、侦察左翼作家的行踪，随时准备采取恐怖行动。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的一天晚上，光慈同志刚刚外出，寓所即被敌人包围。狡猾的敌人发现光慈同志不在，便在暗中设下岗哨，严密监视，后来幸得钱杏邨在寓所外面的马路口把光慈拦住，才避免了一场不幸。

    一月十七日，著名的“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李伟森、殷夫等同志在上海东方旅馆被捕。光慈同志得到消息，非常难过，立即赶到“左联”开会，商讨营救办法。但是，反动派对左翼作家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二月七日，这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光慈同志病重以后，处境更加艰难。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所有著作都列为禁书，不准出售，连刚刚打出纸型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也在取缔之列，不准付印。光慈同志原先拿到的稿费和版税，大都用来帮助困难的同志，这时，他甚至连看病买药的钱也拿不出来。后来，吴似鸿找到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由他出钱，才把光慈同志送进上海同仁医院。为了防备敌人的搜捕，住院时他化名为陈资川。

    光慈同志患的是肺肠结核，住院时病情已经恶化。一天，楼适夷、钱杏邨等去医院看望，他已经病危。同志们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躯，联想到他漂泊、战斗的一生，不禁热泪盈眶。光慈同志看见同志们来了，心里很高兴。他睁大那双已经深陷下去，但仍然闪烁着智慧和力量的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左联”的近况，并逐一了解同志们的窒。最后，还向楼适夷打听红军的消息，但是，却没有一句话谈到他自己。

    光慈同志临终前一天，曾对看望他的友人表示：“我是不愿意死的，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盼望早日恢复健康，重新拿起笔战斗。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生命的烛光，已经燃烧到了最后的时刻。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凌晨六时，这位在反革命的明枪暗箭中从不退却的坚强战士，终于在病榻上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熟悉他的同志说：“革命诗人蒋光慈之死，表面上虽是由于疾病，实际上是给国民党反动派用无形的刀枪杀死的！”这句话道出了光慈同志致死的根本原因。

    同年九月十五日，上海出版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专门出了一期“追悼号”，哀悼光慈等同志不幸逝世。钱杏邨以方英的笔名在“追悼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指光慈同志——引者）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全生命之中，他是以无限的精力献给了革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沉痛地指出：“他的早死，终究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光慈同志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问世开始，五六年中，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他的作品，以崭新的主题，崭新的人物形象，激昂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爱憎感情，吸引和鼓舞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不容讳言，光慈同志的某些作品，还存在着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倾向。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的通病，而光慈同志则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这些作家的艺术修养有关，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作家还不能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他们往往机械地解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当作政治的“留声机”。他们在批判艺术上的唯美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艺术本身特性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作家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 往往把自己局限在“亭子间”里，还不能自觉地、长期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他们对现实革命斗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因此，在表现人民群众及其斗争时，他们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必然要陷入简单化、概念化的窘境，削弱作品的战斗力。值得庆幸的是，光慈在他后期创作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克服这个弱点。他的力作《咆哮了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部小说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更加趋于成熟，是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生活的尝试，为革命文学开辟了新的题材，成为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小说通过一个偏僻的乡村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直接表现了生气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赞颂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形象地说明：离开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众，革命将无法取得最后胜利。这部小说是对党内轻视农民运动、扼杀农民运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有力批判，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光慈同志没有留下子女，更没有留下财产。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懈地追求真理、勇敢地献身真理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形象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激励人们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