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不会忘记！

    50年前，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军旅作家谢雪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旗手倒下，红旗前进》，纪念红二十八军老战士、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华东野战军师长殷绍礼。该文获得了1951年“华东军区政治部优秀文学创作奖”，属于谢的“成名之作”。在那篇文章里面，高敬亭被描绘成一个“迫害革命同志”的“反角”，“连一床被子”也不给被疑为“反革命”的殷绍礼。而在数十年过去后，殷绍礼当然没有改变其英勇烈士的形象，而“迫害”过他的高敬亭，却从“反角”变成了“正角”。历史如此之沧海桑田，难免给后人有一种“好人”与“坏人”之间的“边界”实在模糊的感受，不可谓不意味深长。

    历史不会忘记！

    在1982年编印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史（征求意见稿）》时，高敬亭业已平反，书中最后谈到该部的“主要教训”时，只总结了一条——“继续执行了张国焘的肃反路线”，并指出，这一错误高“应负主要责任”。平心而论，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史学研究者，还是红二十八军的许多老战士，都是很能认同的，尤其是82师师长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等一批优秀干部的被“肃反”，使人们总难以消除对高的“肃反专家”形象的特殊反感。然而，当时谈及这些事的许多人，却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在红二十五军时期曾因“肃反”而被罚做“苦工”的林维先、梁从学、丁少卿等一批红军高级（师级）将领，却都在高手里被重用了。就拿上面提到的烈士殷绍礼来说，他1936年曾被国民党军俘虏关押了一年之久，而抗战被解救出狱后，还被继续任职，并未被戴上那时的被俘者很容易被戴上的“叛徒”帽子。还有更多局外人所不知道的是，在1936年，曾有几名红军干部叛变投敌，但其中一些后来又“反水”归队，这些归队者，居然又被高继续使用，这在那个年代更是极其罕见的。这些不属个别的现象，与“肃反专家高敬亭”这一形象之间，似乎又形成了一种反差，确实使史学研究者感到困惑。

    历史不会忘记！

    在1939年的“反高斗争”中，高敬亭被说成一个已经脱离了党的领导、独裁专断的“山大王”式人物，特别是高所重用的团长杨克志、团政委曹玉福抗战初期的叛变，更使这一说法看似站住了脚。的确，在红二十五军走后的鄂豫皖，基本形成了由高敬亭“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他也没有建立起整个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所有“地级”党组织，只归高敬亭一人直接管辖，这与其他游击根据地都有地区党组织（例如省委、边区特委等）领导很不相同。加之其间高敬亭又不断对党组织实行看似随意的“改组”，其中尤为甚者，是高于1937年5月对鄂东北道委和独立团的“调整”（其实是“肃反”），造成那里的工作被动，受敌军围剿时遭遇巨大损失，数百人牺牲、失散，仅剩八、九十人，不足一连的兵力。这些，都似乎说明高敬亭此人，实在缺乏“组织观点”，缺乏党的“民主集中制精神”。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红二十五军离开时，吴焕先任书记的鄂豫皖省委亦随之而去，所以，原省委既没有、也不必要向只是一名省委常委的高敬亭，交代重新建立党组织的事；反之，如果高真的去建立“省委”之类的新的党组织，岂不是有“另起炉灶”之嫌？既然不能重建组织，高作为当地唯一的原省委领导成员，个人负责又何怪之有？再之，在环境恶劣斗争残酷的时期，不同地方之间的党组织成员连见面都很困难，若是事事都来个“民主集中”，姑且不讲这样做是否有效，最起码，是否显得有点勉为其难呢？还需要看到的是，从红四方面军时期到红二十五军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地级”党组织，就基本上是由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个覆盖了全苏区的道委组成，进入红二十八军时期后，高敬亭逐渐意识到，在游击战争时期，党组织只能局部覆盖、重点把握的新特点，于是重新组建了鄂东北道委、皖鄂特委、赤城中心县委、黄冈中心县委几个大小有别的“地级”组织，在局部区域内有效地领导了地方武装，组织了群众支持了战争。这可否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呢？更何况，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红二十八军队伍靠着良好的纪律及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实现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部队的生存之道。如此等等，又实在难以与一个“山大王”之所做所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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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军长在动了对高的杀机之后，于1939年5月13日去立煌县（今金寨），见了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呈报此事；廖知其意后，喜出望外，速给蒋介石去电，诬言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列以“七大罪状”，由五战区上报蒋介石；而蒋接到这样一个可借以消灭一名宿敌劲敌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当然更是大喜过望，马上批以“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然而，在这样一系列极不合情理的过程中，许多位重权高的“自己人”，却出于种种原因，对蒋、廖等旨意给予了“配合”与“支持”……这些“自己人”都决不是什么坏人，尽管他们这次做的事情实在难以言其“好”。最可悲者，当时不支持杀高的，一是党中央，二是四支队的多数干部战士，但是，前者远在天边而鞭长莫及，后者虽近在咫尺却又无能为力。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悲又费解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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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熟知毛泽东的一句著名论断：“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是，在红军主力长征、多数地方大部队又逐一失败后，面对日趋恶化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态”，南方各省游击部队，基本无力再更多地“消灭敌人”，其第一要务，也就转为“保存自己”。这本身并不为过，能保存实力，待机再战，在当时也算是一种高明的选择了，否则，共产党在南方恐怕就会连这点看家本钱都没有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配合逐鹿中原、威胁国民党统治区腹地的南方军事力量了。然而，红二十八军，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南方游击队不尽相同的路子：没有拘泥于以“保存自己”为第一要务的做法，而是坚持实行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并重的方针。在高敬亭领导下，红二十八军组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便衣队三结合的基本作战组织结构，实施各类部队相互策应、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结合的方针，摸索出“四打四不打”的战术原则，创造了与敌作战的好战绩：三年中歼灭敌军15个营、数十个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军以有力之一小部（林维先率领的200余人的加强连）实行大范围、长距离的运动游击战，数度延伸到平汉路以西的平原地区，大出“围剿”国民党军队的意外，使其颇乱方寸，可谓三年敌后游击战中最可圈可点的精彩之笔。其实，主力红军离开后，南方各省游击队的条件差别并不是特别大，为何一支同样未得到上级指导的部队，能创造如此之独特的战绩呢？这其中，是不是有些发人深思的东西呢？

    历史不会忘记！

    历史，在其每一个重要时点上，都会无情地安排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既有壮剧人物，也有喜剧人物，同样也会安排形形色色的悲剧人物。在某些情况下，最后一类人物，可能会给人以更多的深思。本来，作为南方游击区的一支不大的部队（红二十八军其约占改编时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的约百分之六），其战绩远不如她的两个老大哥部队，也无法与其他一些红军主力部队相媲美，似乎没有什么浓墨重彩去“大书特书”的必要。但是，正是有了高敬亭这样一个“一言难以尽之”的特殊人物，有了他领导的一支充满着威武、壮烈、神奇、悲哀、矛盾……的军队，才值得人们去更仔细地阅读、更深入地思考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