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母校——育才学校建校60周年校庆的筹备活动早已在当年比我大几岁的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们中间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之时，我姐姐从湖北武汉专程打电话来征询我所知道的情况，我说这应该是你们这些高年级大哥、大姐们的事。我们那时还太小，没有那么强的记忆力，也没有经历那么多的政治、社会活动呀！姐姐嗔怪我说：我们才大几岁呀！也是孩子呀！我们能回忆的也都是学校概况，儿时里记忆较深的趣事，没有什么重大政治效应，写出来也只是给母校60周年庆典添一点绿叶吧！并鼓励我说：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回忆文章了，有的写的非常好，你赶紧上网查看一下。写一点你知道、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作个纪念嘛。

    接过电话之后，心潮起伏，几个夜晚寝不能眠，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睡。记忆的长河，涌出无数点点滴滴的溪流，零零星星的回忆，集成了童年难忘的岁月。回想起当年同我们一起共渡年华的烈士子女同学。那时候的我，几乎什么都不懂都不知。而用现在的目光去回忆，他（她）们经历失去亲人、家庭破碎的痛苦所经受的伤害，是我们这些有亲人不能团聚，有家不能回的经历所无法体验的。美国一个心理学专家验证过一个观点：儿童时期心灵所受过的伤害，将是终身无法补偿的。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啊！正是对他（她）们的思念，使我拿起笔，写下童年育才的记忆，让我们一起回到那永久难忘的年月……

    一、师生情谊

    校长的小汽车

    五十年代初，李校长配置有一台专用小汽车，天蓝色，华沙牌。这在当时，小学校长里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李校长，高个，清瘦，永远的短短的烫发，讲一口字正腔圆的陕西话。有两个女儿在校学习。我有幸成为这台小汽车的“乘客”。

    入学不久，我因牙疼彻夜难眠，经校医检查后，确定要去医院治疗。我怕疼，就悄悄溜了。

    几天后的下午，校医找到了我，把我和另外两个孩子一起带到了操场上，让我们坐进了校长专用的小汽车里。汽车出了校门，向右一拐，几分钟就到了医院。其实，学校到医科大学仅几百米远，完全可以步行。可是学校还是安排用校长的专用车接送我们，体现了学校对我们的真诚关怀。

    舅妈之“谜”

    入学之后，我很快认识了很多老师、同学。惟独有一个老师，全校几百名同学都异口同声地喊她舅妈，全然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

    多年以后，我向哥哥、姐姐问起，他们也说不知道。我非常奇怪，她不是我们的舅妈呀！可为什么大家都称她为舅妈呢？

    原来，舅妈有二个外甥女儿也在学校里学习，这二个女孩见到她就喊“舅妈”，引得全校同学都跟着她们喊她舅妈，久而久之，舅妈成了她的“专有名词”。

    舅妈是负责管理学生生活的总管，几十个阿姨都是她手下的兵。平日里大家见到的舅妈不苟言笑，表情严肃。其实，她有一颗慈母般的爱心。

    一天下午自习课上，我和后排座位上几个男孩之间发生了点小问题，十分委屈。下课后，赌气没有去食堂吃晚饭。

    当时，人小，不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又承受不住饥饿，临熄灯前，到处找不到吃的东西，我饿坏了，就坐在楼梯口轻声哭起来。舅妈刚好查房路过，见到我哭，问清了原由，十分心疼的说：“看把孩子饿成这样！”说完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她的办公室。拿出一大铁筒装饼干来让我吃。（这是舅妈自备，值夜班时吃的）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舅妈一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一边安慰我说：“别着急，慢慢吃，吃饱。”一边微笑着看着我吃。

    当我一直吃得脖子都伸直了时，小声告诉她说：“舅妈，我吃饱了。”她笑了，又从筒中抓出一把饼干放在我口袋里，说：“拿回去，和同学们分着一起吃！”说完，她又拉着我，送我回了宿舍，看到我躺下睡了，才和阿姨把灯关掉，转身走了。

    这一晚，我真的甜甜地睡了一个好觉。

    不久以后，学校组织春游。在北陵公园里，远远地我又见到了舅妈。我急急忙忙地跑过去，扯着她的衣角，像一条小尾巴一样地跟着她。看到我们亲热的样子，很多老师、阿姨都非常奇怪：“这个调皮鬼，怎么跟舅妈弄的这么熟？”她们那里知道，我和舅妈之间的秘密呢！

    舅妈您现在还好吗？还记得我这个当年吃过您饼干的已经60多岁的小男孩吗？知道我还真诚地牵挂着您吗？

    一个不知姓名的日本人

    学校里有一大批我们无法知道姓名的人，可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一天都无法在学校学习，生活，你相信吗？

    食堂里几十名厨师、炊事员，你知道他们的姓名吗？他们如果一天不给你做饭，你保证饿的哭爹喊妈！锅炉工人你知道他们的姓名吗？冬天他们如果不烧暖气，我们肯定个个在宿舍里抱着被子打哆嗦！洗衣房的工友你知道他们的姓名吗？可是如果他们停工一个月，我们肯定个个都汗臭难闻。

    我想告诉你学校里一个我至今都无法知道姓名的人，她是一个日本人。

    七、八岁的男孩子，顽皮起来真的像一匹野马，难免总要有失蹄的时候。那时候的我，手上，腿上总是磕磕碰碰，小伤不断，到校医务室找医生就是“家常便饭”。而接触最多，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校医，却是一个日本人，其实她只是一个年轻的护士。

    由于是医务室的“常客”，我和她很快就熟悉起来了。每次见到我，她总是埋怨地说：你怎么又来了！说完就麻利地给我清洗伤口，上药，包扎。每当我走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告戒我：下回小心点！可是我总是一出门什么都忘到脑后了。

    有一次，我急匆匆跑到医务室上药，真巧，又碰上她。她习惯地埋怨我之后，一边给我清洗，上药，包扎；一边满面愁容地看着放在桌上的一封信。我十分好奇，也挤过脑袋去看，她却笑着说：你看不懂！我更加奇怪了，为什么看不懂？仔细一看，我傻眼了，是一封日文信。我很吃惊，难道她是日本人吗？

    其实她就是日本人。她是原第四野战军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挽留下来没有回归日本而为我军工作的医务人员。后来调入学校成了一名普通校医。

    不久以后，医务室里就见不到她的身影了。我四处打听，一个知情的老师告诉我：根据中日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她返回日本国了。

    她是一个我们不该忘记的人，因为她为新中国的成立，为育才学校初期的建设，做出过一份贡献。

    隔离室里发生的事

    五十年代初，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份子留下的细菌病毒的传播，流行性传染疾病经常无情地在社会上爆发。我们这些孩子也难以幸免。依当时的医疗条件，为避免大面积群体感染，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把发病的孩子送到医院治疗；把被接触过的孩子们隔离起来，观察防治。

    记得我哥哥、姐姐都曾经被隔离过，害得我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们，不能找他们一起玩。

    我也曾被隔离过一次，一年春天，好象是班里的一个男同学得了“猩红热”。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十分可怕的传染病。全班30几名同学和崔老师一起被送到学校的隔离室里。这是一个位于学校西墙外，有一道红砖围墙的小别墅。男、女生分别住在几个大房间里，有一间大教室和食堂，洗漱间，厕所，生活起居很方便，还有一个小院子可供户外活动。但这里封闭，像一座孤岛。

    只有几个课任老师，每天按时来上课。

    一天下午，该来的老师迟迟未到，崔老师安排几个女同学到院子里接人。我坐不住了，也跑到院子里等。突然，大门的小边门开了，女老师披头散发、神色慌张地跑进来，边跑边说：“我遭抢劫了！”我们都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急忙大声地叫喊：崔老师！

    小别墅里负责安全保卫的一个年轻的干事（印象中是个南方口音，长得很白净的人），衣服也没来得及穿，拎着一只小手枪就跑出来，直接向小边门跑了出去，去追抢劫的人去了。可想而知，一无所获的回来了，人早就跑没影了。

    事后得知，女老师仅被抢走了一件穿在身上的红毛衣。但那个年轻保卫干事的勇敢精神，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记忆中的同学名录

    崔君贤老师是一九五二年秋季入学一年丙班的第一位班主任老师。她中等偏高、清瘦、白净，两只明亮的眼睛，扎两只小辫，朝鲜族人。

    记忆中我班约30人左右，男女各半。

    女生有：吴淮阳、谭小芳、熊阿菲、张慧、李虹、芮佳慧、吕延秋、全小英、刘米莎、王星星、王珠珠、牛小妮、史举芬

    男生有：毕武、谢小东、李广新、李海城、李新春、胡努力、吴鲁生、刘延、陈松章、孙宝柱、白同元、李保元、刘咸、赵予平、孙波、周丹丹

    那时侯，由于受父母亲工作流动性大的影响，有些同学一、二年就转走了，出出进进，有些后转来的，接触时间短的，也都忘记了。不知崔君贤老师是否能见到这些名字？我可否能替您做一次班主任呢？

    红领巾班的荣誉

    一九五六年秋季，育才学校改制扩招。

    很多同学转学走了，又转来很多新同学，每个学年增加为4个班，每个班有近50名同学。

    住校生仅保留了很少一部分，集中在原宿舍三楼，宿舍一、二楼改为教室。

    崔君贤老师调走到长春去了。

    刘俊泉老师担任了五年三班班主任。一九五七年春，五年三班被评为学校红领巾班。

    李校长、刘校长和一些老师、阿姨同全班同学合影留念。前排中间捧旗者为中队长吴淮阳。第二排中间为李校长、刘校长。右边第一人为刘俊泉老师，第三人为金乃珍老师，第五、六两人为生活管理员阿姨。左边第一人为体育秦福昌老师。

    二、校园生活

    收发室门前的小课桌

    学校的大门，最早是开在两个教学楼之间。大门旁边是一个独立的收发室，收发室门前铺着一条长长的红砖甬道，直达教学楼和宿舍。

    由于是封闭式管理，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日，常有家长来探望和接送孩子。这时候，收发室门前总是摆出一张小课桌，桌上放一个登记簿，对来访家长进行登记。

    一、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对父母的依恋和思念，我和班级里要好的小伙伴们，每到星期天，最常来的地方就是收发室门前，每当看到摆出来的熟悉的小课桌，心里感到非常的亲切。我们常常围着小课桌流连往返地玩耍，久久地不愿离去。

    小课桌，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次见到父母时的欢乐和喜悦；小课桌，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次失望的期盼和无尽的留恋。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忘记这收发室门前的小课桌……

    篝火晚会

    五十年代初，舞会很流行。我们也学习和跳集体舞，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行个礼，握握手，大家一起来跳舞……

    一天下午自习课上，崔老师拿来很多彩纸和硬纸壳，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全校召开化装舞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设计、制作一个假面具。”同学们都紧张地忙碌起来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做什么样的好，又不愿意俗气的跟别人做一样的猫啊、狗啊的。看着我凝思苦想，傻呆呆的样子，崔老师用手指轻轻点着我的头，故意威胁地说：“没有面具的同学，不能参加舞会。”我大吃一惊，急的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被老师一点拨，我的灵感来了，手忙脚乱的飞快地用彩纸做出了一张面具，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夜幕降临，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篝火点亮了同学们欢快的心，映照着一张张各式各样不同的脸谱。每个班级都出场表演了集体舞，全校师生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上课之前，崔老师悄悄地告诉我：“你的面具做的很独特！”我高兴极了，心里着实得意了很久。其实，我的面具很简单，就是按照京戏里大花脸的样子做了个脸谱。

    愉快地“国际大联欢”

    三年级的夏天，在音乐金乃珍老师和大队辅导员老师的组织下，学校临时组建了一个演出队，有歌舞、乐器等小节目，我有幸参加一个舞蹈表演：演一只小蜜蜂，配角，跑龙套，一句台词都没有。每天给主角小黑蜂做陪练。

    “六。一”儿童节到了，金老师和大队辅导员老师一起带着我们几十个演出队的孩子步行到了苏联专家接待处的大院子里（即现在沈阳铁路局），进了演出大厅，看到了大厅里的欢迎横幅。噢！原来是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联欢来了。

    中国小朋友们首先做了精彩表演，演出很成功。苏联小朋友们进行了答谢，表演了他们精心准备的节目。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还有几十个朝鲜小朋友也一起参加了联欢。其中一个小男孩可以用俄、朝、中三国语言与我们进行交流，令人吃惊。后来在交谈中得知，他们都是朝鲜烈士孤儿，在苏联念过书。

    演出结束后，苏联小朋友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共进午餐，正宗的俄式西餐。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西餐，可我们这些孩子只对餐后丰盛的水果感兴趣。

    当时，我还得到一件意外礼品：一个苏联小男孩主动把他的绸布红领巾和我做了交换，当时我高兴的要命，珍藏了好几年。

    现在看来，他占了我的便宜，因为我那可是“纯棉”的。

    难忘的新年晚会

    为了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锻炼激发孩子们的表演能力，学校在每年新年晚会都组织各年级孩子们精心准备自己的节目演出。有一个节目，使我至今难忘。

    记得好象是五年级我哥哥所在班演的，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中，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用胸膛堵枪眼的故事。小演员们头戴小钢盔，穿着合体的苏式套头军装，胸挂转盘冲锋枪，脚蹬高筒皮靴，身披白色雪地伪装服。当“共青团员之歌”雄壮地伴唱响起时，我惊讶地看傻眼了，从凳子上站起来生怕看不到。真没想到他们表演的那么好，那么感动人。

    上中学后，我是班里第一个会唱《共青团员之歌》的人，至今仍经常喜欢唱，可见受感染之深。
新年晚会上，每个同学都会收到些小礼品，都是同学之间用硬纸片做的贺年卡之类。最受大家欢迎的是学校给每个同学准备的“新年大礼包”。一个旧报纸做的大纸袋，里面装着花生、苹果、水果糖之类。大家一边看节目，一边吃东西，高兴极了。

    新年晚会，是每年大家最盼望的晚会。

    班里来了个“苏联小毛子”

    一年级的冬季，一天上午，崔老师突然带到班里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皮肤白皙的正宗苏联男孩，个子跟崔老师一般高。

    崔老师对大家说：“这是咱们班新来的同学，他的中文名字叫卢竞模。”大家都十分好奇，热情地鼓掌欢迎他。老师安排他坐在了最后一排。他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式的皮革书包，这在当时国内很少见到。

    下课了，大家把他围起来，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结果大失所望。原来他刚到中国不久，语言表达吃力。用手比比划划地让大家明白了，他是随父母（苏联援华专家）来沈阳的。由于多方面习惯上的差异，刚到班里，他和大家玩不到一起，我们私下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苏联小毛子”。

    好在小孩子语言能力强。不久，我们就能基本上交流了，大家整天形影不离，摸爬滚打的分不开了。他是班里最轻松的孩子，只听课，不做作业，因为不会写汉字。但他的身体素质好，体育课上，各项活动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滑冰课上，他是体育秦福昌老师的“得力帮手”，也是我们的“小老师”。在他的辅导下，我是班级里最早几个学会滑冰的同学之一。

    大约一年之后，卢竞模又随父母返回苏联了。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能来参加校庆吗？他可是我们育才学校的苏联校友啊！

    姐弟情深

    在学校里，同学们都着统一的校服，鞋袜，定时换洗。我的鞋袜总是比别人穿的坏的快，经常“空前绝后”的样子。

    入学好久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见到哥哥、姐姐了，我好想他们。

    一个星期天早饭后，我刚走出食堂门口，就看见姐姐微笑着在等我，我高兴极了，跟着姐姐到了她的宿舍。

    姐姐看着我露出脚趾的鞋袜，拿出了针线，（宿舍里给阿姨们准备的）让我脱下了鞋袜，一针一线地给我缝补起袜子来。我坐在姐姐对面的床上，光着两只脚，默不注声地看着姐姐稚嫩、清瘦、白净、秀气的脸和一针一针缝补袜子瘦瘦的小手……

    多少年后，当时的情景总是浮现在眼前，难以忘怀。姐姐当时才十一、二岁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一九五三年初，放寒假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正在发动冬季攻势的重大军事行动，战事紧急，父母不能来接我们团聚。学校把不能回家的孩子们集中起来，安置在几个宿舍里。

    姐姐把我领到她的宿舍里，记得当时有郑玉敏、贺大华、陈力等几个大姐姐。晚上睡觉时，姐姐把两张床并起来，让我睡在中间。我莫名其妙，怎么这么睡呢？我没敢多问，乖乖地钻进被窝，倒头睡了。

    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姐姐心太细了，她怕我半夜里滚到床底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