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25军的重要人物及走出的97位将军
(一)、红25军的重要人物
1.徐海东: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红25军主要领导人。
1900年6月出生于湖北黄陂夏店区徐家桥村(现属大悟县)。1925年4月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先后参加攻克汀泗桥、武昌、南昌、洛阳等战役,功勋卓著。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黄陂领导农民自卫军,发动静山庙暴动和夏区年关暴动,随后率领黄陂县赤卫队加入红军。历任鄂东警卫2团团长、红4军12师38团团长、红9军27师师长、红27军79师师长、红25军74师师长、红25军副军长、红28军军长、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等职,在保卫鄂豫皖苏区、开辟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的斗争中屡建奇功。尤其是率领红25军孤军北上,率先完成长征,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西北革命大本营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爆发后,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周家岗歼灭战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和“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1970年3月,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含冤离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2.吴焕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鄂豫陕苏区和红25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
1907年7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箭河乡四角曹门村(今河南省新县境内)。早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投身农民运动,大力创建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黄麻起义,为开辟鄂豫皖苏区、建立红25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历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组织部长,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红25军73师政委,红25军政委,红4军政治部主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重建后的红25军军长、军政委,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在保卫鄂豫皖苏区、开创鄂豫陕苏区和率领红25军长征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主动率领红25军西征北上陕甘地区,力争与陕甘红军会师,配合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体现出了服从大局的坚强党性、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1935年8月21日率红25军长征到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时,身先士卒率部队反击敌军偷袭,在激战中英勇牺牲。
3.程子华(1905—1991)山西运城人。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后,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红35军第3师7团团长,独立第3师师长,红5军第40师师长、第4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14师师长,第22师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同年6月,任红25军军长,11月,率部进行长征。1935年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25军政治委员,红15军团政治委员。西安事变后,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39年1月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43年8月,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后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10月,任东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北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4月后,任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1956年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60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4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关押。1975年以后,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1978年3月,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80年8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4.刘华清:1916年10月生于湖北大悟。1929年参加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队长、指导员、科长、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等职,随红25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秘书主任、冀南军区组织部长、军分区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4年赴前苏联海军指挥学院学习。1958年后,历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1987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9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97 位 开 国 将 军
雄踞于鄂豫皖三省边界的大别山是红25军的诞生之地,从红25军这个血与火的红色摇篮里,走出了近百名的钢铁硬汉、军旅战将。
1、97位将军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的10年间(1955年——1965年),总共授予开国将帅1631名,其中,出自1932年重建的红25军的将军就有97名(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6名、少将88名)。
大 将:徐海东 上 将:刘 震 韩先楚 中 将:李 耀 张天云 张池明 陈先瑞 林维先 梁从学 少 将:王诚汉 王奎先 王德贵 方升普 方明胜 方毅华 毛和发 邓少东 叶建民 叶道友 成少甫 吕 清 伍瑞卿 邬兰亭 刘华清 刘振国 刘健挺 刘德海 关胜志 孙 光 严 光 扶廷修 苏焕清 李 发 李士怀 李少云 李长如 李书全 李庆柳 李国厚 李世安 李世炎 杨 森 杨克武 杨焕民 肖志贤 肖选进 吴华夺 吴林焕 吴宗先 吴振挺 何光宇 余 明 余克勤 闵鸿友 汪少川 汪家道 宋维栻 宋治民 张希才 张竭诚 张震东 张宜爱 陈 祥 陈炎清 陈鹤桥 罗厚福 金绍山 周世忠 郑本炎 胡立声 胡继成 查国桢 赵遵康 钱信忠 徐体山 徐光友 席舒民 高 林 曹思明 黄仁廷 戚先初 常玉清 董志常 程 明 程启文 程世清 傅春早 傅家选 鲍启祥 谢正荣 詹大南 詹少联 詹化雨 蔡炳臣 熊 挺 颜东山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总共授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17名,其中出自红25军的2名,他们是:刘华清上将(1955年少将),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王诚汉上将(1955年少将),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2、97位少将的有关情况:
97位将军的籍贯分布:除钱信忠少将系上海宝山县人之外,其余全部出自鄂豫皖三省。其中,湖北大悟、红安、麻城、孝感等县41名;安徽金寨、六安、霍邱、霍山等县34名;河南商城、新县、故始、光山等县21名;
97位将军的年龄结构:生于1900——1910年的,共18名;生于1911——1920年的,共79名;年龄最小的是毛和发少将(1919年)和肖选进少将(1920年)。
97位将军的身世学历:他们大都出身于工农,以农为主,在其自传和履历表中,不是填写着“农民”就是“牧童”,也有少数“学徒”或“工匠”。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有的仅读过几年私塾,或上过几天“列宁小学”,根本就没有入过正规军校,未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窑工出身的徐海东,自称毕业于“青山大学”,其他人则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才有可能进入军事院校,加以深造。钱信忠1951年起赴苏联第一医学科学院学习五年;刘华清1954年起在苏联海军指挥学院学习四年。
97位将军中,有79名参加了红25军的长征,有18名虽没有参加长征,但都被编入红28军,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97位将军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的共35名。
除97位将军之外,还有数十名出自红25军、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其实也能够跻身于将军之列,但却失去了获得将军军衔殊荣的机遇。 至于那些在各个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团以上领导干部,少说也有百名之多。他们的卓著功勋,将彪炳千秋,永垂青史。
第十部分:红25军的名人轶事
一、长征路上的“七仙女”
向来胆大泼辣的周东屏把大洋往地上一甩,跟下达这一命令的军参谋长戴季英吵开了:“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要我重新去当童养媳吗?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力!”
见周东屏带头,其他几个人的胆子也大了,一个个都把大洋往地上一甩,上前和戴季英讲理。
她们不管戴季英讲多少理由,就是原地一坐,谁也不动。
就在这时,副军长徐海东骑着马过来了。他见这边吵吵闹闹的,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就问戴季英:“这些女孩子是怎么回事?”
“要跟队伍走。”
“就她们几个?”
“对,就她们7人!”
“不多,不多。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她们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又有何不可呢?”
听徐海东这么一说,女兵们就像见到救星一样,七嘴八舌地向他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决不向后转!决不当逃兵!”
看到她们如此坚决,徐海东高兴地说:“呵,革命性蛮坚决的嘛!”然后,他沉思片刻,果断地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队伍去吧!”顿时,姑娘们个个破涕为笑。
部队出发以后,为了甩开敌人,跳出敌人的追堵合击圈,每天都要急行军40多公里,有时50多公里。为了隐蔽,部队常常夜间行动,7名女战士就把绑腿解下来,结成一条长长的带子,互相牵引着摸索前进。为了防止掉队,每天行军,她们都提前出发,最后到达宿营地,一天下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着去做护理工作。
鉴于敌情日益严重,军首长见7名女同志身体很弱,时而掉队,就又一次动员她们离队,各自找可靠的人家当干女儿,待形势好转后,再接她们回部队。但有了上次没离队的经验,她们不怕了。在部队领导找她们谈话时,她们一致坚决表示:“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叫我们离开部队,坚决不走。”她们的决心再次感动了领导,于是她们得以继续随部队前进。
一口面条、一片深情,“七仙女”精心照料着红军伤员
1934年12月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在庾家河开会,突然枪声大作。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敌人占领了东北坳口。由于红25军的战士们近一个月来长途行军,转战千余里,已疲惫不堪。设在庾家河东面的排哨,大部分人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眼前才发现。于是,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全都投入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经过殊死奋战,反复冲杀20多次,终于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虽然击毙敌人300多名,但红25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也都负了重伤。
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打进去,又从颈后穿出。他这次负伤比以往哪次都重,失血很多……
徐海东整整昏迷了四天四夜,直到第五天才醒了过来。在这几天里,护士周东屏一直守护在他身旁。
徐海东醒来后便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怎么样了?”
周东屏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答非所问地说:“首长可醒过来了,四天四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快急死了!”
徐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一场好觉。”
周东屏怕徐海东刚醒过来太劳累,打着手势,不让他多说话。她知道徐海东已四天四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就去找来一碗面条,细心地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生怕触痛他的伤口。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许多,就向周东屏问这问那。
当徐海东听说程军长伤势很重,便对周东屏说:“你不要管我,去好好照看程军长。”
经过近一个月的转战,部队消耗很大。特别是独树镇、庾家河两次殊死恶战后,7名女战士看到一些伤病员因没有药品医治而结束生命,内心极为痛苦。强烈的责任心和战友情,促使她们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同医院的战友们一起收集缴获的药品,想办法买药品,乘空隙找偏方、采草药。在庾家河战斗中,许多指战员身负重伤,7名女战士日夜守护在伤员们身边,精心照料。她们细心观察伤病员的病情,耐心帮助伤员解除伤痛,热心料理伤病员的膳食等。重伤员吞咽困难,她们就亲自煮面条,一口一口地喂。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周东屏用盐水和自制的高锰酸钾天天给他们消毒;有时边行军,边用采来的药用树枝、树根熬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她们通过这些办法,补充了药品的不足,挽救了不少战友的生命。
编新歌、演新戏,长征路上“七仙女”医护、宣传一肩挑
红25军进入陕南后,蒋介石调兵遣将,从1935年1月起,连续两次派重兵对鄂豫陕地区进行疯狂“围剿”,企图把红25军消灭在这里。红25军奋力反击,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战皆捷,以战斗的胜利,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派遣部分干部和战斗连队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
医院随部队行动,7名女战士的任务相当繁重,她们既要抢救和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她们在庆祝解放大会上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等。军政治部根据这些内容编排节目,有时她们还自己编些新词配上老调,连夜进行排练,然后登台演出。唱歌、跳舞、演新戏,她们并不擅长,都是现学现演,但每次演出,总是人山人海,老百姓特别喜欢看。群众渴望听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群众的情绪鼓舞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也激励着她们自己。
她们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快便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的造谣欺骗。在红军没有到达之前,地主们时常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要杀所有的人,掠夺一切财产,并且强迫所有的人跟着他们逃跑。因此,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非常稀少,但经过三四天的宣传之后,大批的群众就回来了。
1935年8月15日,红25军进入甘肃静宁县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为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部队在进入兴隆镇之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25军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回族同胞的拥护,回族群众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红军的到来。尤其是这几位女战士,更受到了回、汉族妇女的特殊优待。她们怀着无比羡慕和敬仰的心情,热情地将女战士们拉到家里去,请她们吃饭,像对待亲姐妹一样。
女战士们还在医院院长钱信忠的带领下,深入到群众家里,热心为病人治病。她们的实际行动,使当地回族人民深受感动,连声夸赞“红军好”。三天后,部队离开兴隆镇时,男女老幼站满街道两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端着点心油果,为红军送行。
“二女”长眠长征路,“五女”远征到陕北
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宣传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曾纪兰、曹宗楷倒下了。她们默默地长眠在漫漫征途上,像大别山一样朴实无华,山风吹拂着她们,绿水环绕着她们,草木和四季陪伴着她们。曾纪兰、曹宗楷的倒下,没有吓倒其他5人,她们继续走在长征路上。道路坎坷,征途漫漫。红25军转战到陕甘边境的黄土高原时,发生了严重的粮荒。没有粮食,战士们经常挨饿,只得向当地群众购买一些土豆和作马料用的黑豆来充饥。当地缺水,土豆就连皮带泥蒸熟吃。部队翻山越岭走了几天,许多战士饿得甚至昏倒在路上。5名女战士,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艰难困苦,于1935年9月15日,随着大部队来到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
二、红25军的“将军班”
红25军中3位赫赫有名的老将军——陈先瑞、韩先楚、刘震,均出自一个鲜为人知的战斗班。这个班就是传说中的 “将军班”。3个将军的结合,不是“桃园三结义”那样富有传奇色彩,而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战火和硝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杀出的一个战斗班。
该班的战斗编成序列,当时属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名为大队,其实也不过一个连,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他们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区域,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抓团总,为苏区红军筹集经费、医药、物资;同时也刺探敌情、偷袭敌军,间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乘机“捞上一把”,立即运回苏区;此外还负责接送往来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员,故名“特务四大队”。
被称为“老班长”的陈先瑞,安徽金寨人,那时刚刚18岁。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并跟刘震、韩先楚结合在一起,也有一段小插曲:这个牧童出身的红军将领,孤单作战,机智勇敢,乔装改扮,随机应变,在部队向豫陕边区紧急转移时,他突然病倒,部队将其留下。在不知部队去向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返回苏区,再当红军。当他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时,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将其留下,分配到特务四大队,被指定为班长。
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勇敢,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韩先楚则是半路上“收容”归队的。于是3个人便走进一个战斗集体。
这个年轻的战斗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优良作风。
1933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红25军也遭受很大挫折。因此,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护送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由特务四大队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班长陈先瑞思之再三,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要大模大样、虚张声势啊! 于是他们精心地给成仿吾进行了乔装改扮:戴上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把一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完全打扮成一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随后,刘震充当“书童”,韩先楚充当“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陈先瑞则与另外3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该班的其他战士,或单独行动或2人一组,紧紧相随于后,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危急时刻好作策应。
进入车站时,刘震、韩先楚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闪开,闪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来了!”这一招拿手好戏,演得有声有色,热闹而有气魄。担任盘查的军警,都被这来头和阵势弄懵了头,那还顾得上拦截盘问。只是撩起轿帘一看,把手一招,即一拥而过。进入站内,许多人都不由地交头接耳,驻足相看。临到上车时,陈先瑞等人还特意买了几包孝感麻糖送给成方吾,如此这般寒暄一番,以掩人耳目。安全护送成仿吾同志乘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这个“将军班”成功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军长吴焕先称他们为“一把小扫帚”。所到之处,让敌人闻风丧胆。特别是陈先瑞这个班长,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毛泽东誉他为红军的“陕南王”。由此可知,陈先瑞的名声和影响都非常大。
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3个出自一个班的红军战士,都没有上过什么军校,连个小学文凭也不曾捞着,但都被称为“革命战争大学”的高材生——红军将领。当然,他们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到此为止,充分发挥和施展军事才能的广阔舞台,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那才是更加威武雄壮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丽篇章!其后,陈先瑞随红25军转战至河南卢氏县城附近时,被一颗流弹击伤左腿。进入陕南后,尚未痊愈的他,再次错过长征机会,留在鄂豫陕根据区担任游击总司令、红74师师长,独立坚持了近2年的陕南游击战争。
1946年新四军5师中原突围后,时为15旅旅长的陈先瑞,再次担负起在陕南重建并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重任。毛泽东对他多次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陕南游击王”。
三、决定红25军进行长征的花山寨会议
1934年11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到达河南省光山城西南的花山寨,和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中共中央来员程子华胜利相会。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在花山寨西南的一个小村庄里召开了第十四次省委常务会议,郑位三、程子华等参加。会上,程子华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对鄂豫皖根据地的指示。周恩来就红25军的出路问题指示说:"中央已经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会议通过充分讨论后,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红25军作战略转移。决定的要旨是:一、省委立即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斗争;二、为宣传党的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三、留下一部分红军武装,再次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会后,对红25军领导人作了调整。省委决定: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任秘书长。新任军长程子华率领红25军到罗山殷家湾、何家冲进行整编,撤消师一级建制,军直辖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红旗北上。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 花山寨会议旧址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城西南20公里处。北离312国道40公里、沪陕高速公路24公里,东离京九铁路光山站20公里、阿深高速公路8公里,距信阳市86公里。旧址现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是重走红军路、追溯当年红军战斗历程的极佳体验地。 四、红25军的长征出发地——罗山河家冲 何家冲位于豫鄂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河南信阳罗山县铁铺乡境内,属铁铺乡的一个行政村,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200人。
何家冲是一块红色的土地,红色革命历史悠久,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红军摇篮、长征出发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建立了农民协会。1929年建立了赤卫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后,何家冲是苏区的游击区。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撤后,何家冲是红25军和鄂东北省委坚持斗争的主要地区。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从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1996年,何家冲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25军军部旧址——何氏祠、红25军医院旧址——何大湾和红25军长征出发地标志——白果树(学名银杏)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1997年,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联合确定为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被纳入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大别山鄂豫皖红色旅游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国100个重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红25军军部旧址——何氏祠,始建于明代,原为何氏宗族祠堂,占地面积2678平方米。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出发前,军部机关设在这里,并在此召开了重要的何家冲会议,进行长征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重新整编了部队、任命了红25军高级将领。 红25军长征出发地标志——白果树,距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就是这棵800岁的银杏树见证了当年近3000将士那慷慨与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16日,电闪雷鸣,暴雨倾盆,银杏树那心一样形状的叶片在雨中闪着金黄色的光,红25军2900余名将士聚集在此,站在那面“中国工农红25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大旗下。每个连队前面由掌旗兵举着本连队的旗帜,旗帜后面是士兵方阵。大雨打湿了红军战士单薄的衣服,雨水顺着他们的脸颊、身体流到地上,但所有人都是一动不动。“出发!”一声命令,浩浩荡荡的队伍顺着山沟向西开去,奔向桐柏山区。银杏树已经800多岁了,在树干上,一道深深的裂痕清晰可见。地方百姓回忆说,“红军出发的当天,这棵银杏树遭受雷击,树干中间裂开一条大缝。红军队伍离开时,村里鸡不叫,狗不咬,他们都是亲人哪!可第2年红军长征胜利时,这条裂缝里又长出一条新枝,真是神奇,村里人都说是红军感动了天地”。 红25军从何家冲出发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徐向前、李先念、刘华清、程子华、郭述申、刘震等先后为何家冲亲笔题词。何家冲已成为重要的革命历史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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