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红25军长征前的三段历史

    红25军是一支诞生在安徽大别山、从河南何家冲开始长征的红军队伍，这是一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队伍，有着许多传奇色彩，书写了一部艰苦卓绝的英雄史诗……

    一、重建于危急关头

    大别山，是一座红色的山、革命的山。这里是鄂豫皖根据地所在，红２５军就诞生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燃起了革命的烈火。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相继建立了几块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当时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３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鄂豫皖边区暴发了黄麻起义，建立了第１支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又称商南起义）、同年11月六(安)霍(山)起义……三次起义的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１军。不久，第１军与红１５军在商城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４军。

    红军的发展壮大，使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31年10月，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决定，红２５军在皖西金寨诞生，军长旷继 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７３、７４、７５三个师。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今湖北红安县)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 政治委员，总兵力近3万人。

    从此，红２５军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投入新的斗争，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红２５军组建后，先后参加了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表现出英勇顽强、敢打硬拼的战斗作风。特别是在苏家埠战役中，红２５军神勇初显。

    苏家埠是皖西北敌军之重要据点，围寨高大，工事坚固，易守难攻。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围城打援，由红２５军７３师担负打击援兵任务。

    红７３师阻击援敌后，红四方面军对苏家埠之敌形成包围之势。蒋介石大举增援苏家埠。为消灭援敌，方面军总部令７３师再筑阵地，担任正面阻击。

    时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路滑难行，援敌前面部队刚过陡河进至红７３师阵地，军长旷继勋奋勇当先，率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敌人仓惶后撤，乱作一团。红军乘势勇猛冲杀，敌人溃不成军，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红军乘胜渡过陡河，一举插入敌人纵深，摧毁了敌军指挥机构。

    苏家埠之战，敌两万余援兵大部被歼，总指挥励式鼎亦被红７３师活捉，创下了红军战史中围城打援的光辉战例。

    1932年6月，敌军重兵进犯霍邱(安徽境内)，红２５军在霍邱保卫战中失利。

    这一仗，敌人对霍邱采取包围之势，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攻入北门。守城红军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旷继勋军长手持大刀，与指战员一起拼杀，身边４个警卫员全部壮烈牺牲。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拼弯了用牙咬，有的为了不当俘虏而投井自杀，有的负伤被俘后，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视死如归。
最后部队被迫突围，前面的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掩护后面同志撤退，军长旷继勋身受重伤被战士救出。虽然霍邱保卫战失利了，但是红２５军指战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顺利发展壮大之时，张国焘却利令智昏，推行错误路线，造成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932年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红２５军第７３师和７５师的一个团，随主力红军转移，第７４师被分散补充到各部队。留在根据地的有军部特务营和第７５师的两个团，红２５军被编散了。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敌人以20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清剿”，企图彻底消灭留在鄂豫皖的红军。

    围剿中，敌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敌军所至，火光烛天，田园荒芜，庐舍成墟，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根据地大都丧失。根据地党政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陷入混乱，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还有7个主力团1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和红军伤病员，总共2万余人。11月３０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　重新组建红２５军，军长吴焕光，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７４师、７５师，全军约7000人。

    红２５军的重建，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带来了希望，使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武装斗争旗帜在鄂豫皖继续飘扬。

    二、转战在艰难岁月

    主力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了艰难的岁月，重建的红２５军更经历了艰难困苦的考验。

    红２５军重建后，经过几次战斗的胜利，扭转了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1932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红２５军抓住敌军调动、兵力减少的战机，积极歼敌，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使鄂东北根据地由几小块连成一片，边区革命形势一度出现转机。与此同时，新组建的红２８军在皖西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大大鼓舞了皖西北根据地群众的胜利信心。这两支主力红军与根据地广大军民一道，经过两个月的积极斗争，打破了敌人的“清剿”计划，部分地区恢复了区、乡政权，巩固了鄂东北中心苏区。在敌人“围剿”中,红２５军被分割在鄂东北、皖西北地区,他们分别在吴焕先、徐海东的带领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由于敌人实行了“三光”政策,鄂东北环境极其艰苦。但红２５军战士们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不仅胜利地坚持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活动在皖西北的红２５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的指挥下,进行了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在5个多月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是葛藤山战斗,一举歼灭敌人１个多旅,打死打伤敌人1000多人,缴获短枪170多支,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三、决然踏长征之路

    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此时敌人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总兵力为16个师加4个独立旅,共80多个团。在敌人重兵围剿下,红军是继续在原地坚持斗争,还是另谋出路?这一严峻问题摆在鄂豫皖省委和红２５军面前。3月中旬,省委收到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一位同志的《建议》,提出红２５军应当实行战略退却,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省委讨论这个建议时却认为,根据地的红军力量比较弱小,平汉铁路敌人设防严密,通过很困难,而且桐柏山区距离根据地较远,难以支援根据地的斗争,所以还是在鄂豫皖地区边沿谋求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这一次,红２５军并没有走出去。

    为了集中兵力开展斗争,4月16日,红２５军和红２８军在金寨豹迹岩会师。红２８军编入红２５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辖２个师,共3000余人。

    这一时期,红２５军积极向外线捕捉战机、避实击虚,连续取得了长岭岗、郝集、太湖等战斗的胜利。特别是长岭岗一战,歼灭敌人5个营,缴获轻机枪60余挺、长短枪800余支,使红２５军的装备大为改善,也给东北军第１１５师以歼灭性地打击。但这一仗也使省委再次坚定了“红２５军留在根据地”的思想。

    6月,中央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军事训令,训令再次提出要红２５军组建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铁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并提醒红２５军应向外发展,以摆脱困境。对这次训令,省委没有做认真讨论。
11月4日,省委收到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来信,大意是: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工作,已到道委,建议省委率红２５军速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

    省委当即决定率红２５军赶赴鄂东北。红２５军以出其不意的快速行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并在光山县东南25公里处的扶山寨打破敌人的追堵计划,毙伤俘敌约4000人。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根据程子华带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实际,讨论了红２５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

    花山寨会议作出决定:(1)省委立即率红２５军实行战略转移;(2)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3)行动中,红２５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4)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２８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和领导人变动及省委成员的补充问题。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２５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

    花山寨会议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独立坚持两年斗争的红２５军,告别家乡,离开故土,踏上了伟大的长征道路。

    第七部分  红25军长征的三大特点

    一、屡创奇迹的红25军长征

    提到长征，人们往往着重讲红军的“三大主力”，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万里征程。其实，除此之外，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红25军也进行了一次数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率先到达陕北。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红25军长征的同时，沿途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长征结束时的人数比出发时的人数不减反增……创造了许多奇迹。

    （一）鄂豫皖根据地陷入危机，鲁迅帮助成仿吾去中央苏区                         

    红25军诞生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一部。1932年以前，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同年秋，蒋介石亲率50万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 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川陕，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25军处境日益艰难。至1933年秋，红25军人数由1万多减少了4000余人，根据地也大大缩小并被分割成几个小块，并因为没有电台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

    面对根据地的危险局面，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派在当地担任县委书记的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成仿吾找中央汇报。在上百名便衣队员的掩护下，几经转战，成仿吾才走出山区、化装到达武汉后，又乘船去上海。他按照沈泽民写在自己棉衣上的几个秘密地址找到了联络点。可是，这些地下机关均已被破坏。他在患病且旅费用尽时，想到鲁迅可能与党有联系，便到内山书店碰面。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终于同中央苏区的交通员接上关系，经几个月的跋涉到达瑞金。周恩来见到他后，马上对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志们介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来了！”

    听到成仿吾汇报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红22师的师长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新精神。1934年8月，程子华出发前，周恩来找他谈话交代，如果红25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他强调说：“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周恩来的这一想法，正好同推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强调的“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完全相反，为红25军和鄂豫皖根据地指明了唯一的生路。程子华背熟这些内容后，便在几个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上海―武汉，终于潜入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至于转移方向则要当地领导根据实际而定（中央不了解情况）。此时沈泽民已因病饿牺牲，当地负责人吴焕先、徐海东等经过研究，决定率红25军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二）军首长挥大刀 、带头冲杀脱险境

    红25军转移时，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大家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1个月，红25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出发时红25军人数不足3000人。出发10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人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伏击，追兵2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红25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三）占天水、逼西安，蒋介石将徐海东的悬赏与毛、朱并列

    1834年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购建立一块较为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红25军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西北军1个旅，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第74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25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敌人阻截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部署。南京政府在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3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红25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同时得不到党中央的确切消息，徐海东等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于是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26、27军会师。此时红25军还有3400人，加上在陕南留下的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四）悍将带出顽强队伍 ：政委牺牲、军长眼睛被打穿

    自红25军从鄂豫皖出发长征后，“围剿”那里的国民党东北军便被调到陕甘，当地压力有所减轻，新建的红28军得到发展，确如周恩来事先估计的那样，这一出征使红军和根据地两方面都得到了保存。

    按照红25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10个月。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25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更是在火线中带头冲击时阵亡。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改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25军顽强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徐海东在途中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他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五）长征后军容齐整，每个连都有6挺轻机枪

    经过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给当地军民带来了全新的感观。这支部队差不多每连都有六挺轻机枪，指战员都戴着八角帽，服装整齐，装备和军容都大大超过原先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红25军的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它与原来的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同毛泽东首次会面，马上表达了渴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长期奋斗的愿望。毛泽东当即决定拨给他一部电台，从而能够保障联络。徐海东回部队后马上下令，把军中积蓄的全部银元都交给远征万里后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一时被称为雪中送炭。 

    二、独具特色的红25军长征

    红25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却走出了97名共和国的将军；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经历数百场战斗而从未失败；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却能独立作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

    毛泽东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称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1931年建立于金寨县麻埠镇，旷继勋等同志先后任军长，原属红四方面军编制。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后，红军第25军第73、74师随红四方面军转移。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其留下的75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25军。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过18岁以上的战斗员，大多数是鄂豫皖根据地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有一些是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子弟。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游击队，后来组成以“儿童军”著称的红25军。这些年轻的红军将士以尚显稚嫩的肩膀，独立撑起了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大旗。

    （一）红25军是“儿童军”

    从当时的年龄结构看，说红25军是“儿童军”是有道理的。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很年轻。如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一点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3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红25军的队伍中，还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

    《共产国际》的文章中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些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25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部队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都是从13岁到18岁。”这就是对红25军这支“儿童军”的真实写照，既表明了这支“儿童军”产生的背景，也反映出“儿童军”的政治本色和年龄特点。红25军长征中每到一地，老百姓都叫红25军“童子军”或“娃娃军”。

    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对此，红25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1个多月后，1934年11月，中央指示终于随着程子华的到来传到了红25军：到外围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鄂豫皖省委于11月11日召开常委会，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决定红25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留下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28军(33军曾一度组建，后并入红25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后来抗日战争初期，红28军30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为了出师有名，宣传抗日救亡，红25军对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为出师北上发表宣言。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全军2980多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2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和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26、27军在永水镇胜利会师。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皖省委召开联系会议，为了统一作战，把三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树申任副主任，红25军改为75师，红26军改为78师，红27军改为81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25军成为长征时期与陕北红军会师的第1支红军。他们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25军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狗独立作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1支红军；经历数百场战斗而从未失败，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长征中人数最少的1支队伍，走出了97名共和国将军。

    毛泽东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并称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二）红25军长征是孤军行动

    “完全是孤军行动，经常与强敌打遭遇战。”

    “走着走着，数不清的敌人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紧要关头，军政委吴焕先抽出一把大刀第一个冲上去。军领导带头，大家都不要命了。就靠这么一股劲，一次次从敌人虎口脱险……”曾任军部卫生员的老红军李天忠，忆及70多年前的往事仍感惊心动魄。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刀在一线冲杀，是这支部队中常见的现象，也正是他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个重要原因——

    军长程子华直到逝世前，仍担任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他那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描述的“爪子似的伤残的手”，正是长征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

    副军长徐海东在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这位英雄的红军将领，此后是躺在担架上指挥全军到达陕北的；

    当陕北在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再次身先士卒地冲锋时，不幸英勇牺牲……

    红25军虽未经过雪山、草地，却是4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红军队伍。

    主要领导人一死数伤，部队却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全面胜利，在世界军事史上，实在是悲壮，也实属罕见。

    （三）红25军万里征战，人数不减反增

    红25军到达陕北，让当地军民耳目一新。指战员们都戴着八角帽，上面缀着红五星，服装整齐，枪支弹药充足，每个连队都有6挺轻机枪，俨然是一支正规军，装备和战斗力都大大超出了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20余万人，结束时仅剩5万多人。而红25军虽然是一支弱小的红军队伍，却在国民党统治的中枢地带纵横驰骋、越打越强。

    为何能创造这一奇迹？

    “红25军的每个同志都是一副铁腿铜脚。” “因为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就连后勤保障单位都实现了战斗化，全军行动便捷，战斗力强，一天一夜就能走100多里。”

    “进攻时突然、勇猛，防御时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转移时迅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新生研究员指出，国民党军队虽然常常数倍乃至数十倍于红25军，却总是被各个击破，靠的就是这种成熟的战术素养！

    “红25军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 “从军领导到普通战士，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宣传员，部队每到一地都能发动起一片群众。1934年底进至秦岭以南时，全军只剩下2500人，但照样派出大量干部到群众中做工作。”

    此后的半年中，红25军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招收数千青年参加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仅此一例。

    这支打不垮的红军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他先后调动驻河南、湖北、陕西的41个团，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

    第一次“围剿”结束，红25军增至3700人；第二次“围剿”，红25军诱敌进至根据地中心区，全歼敌军整个旅1700余人……

    “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之敌，标志着红25军在军事指挥方面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1935年7月，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25军再度远征。沿陕甘边界行军时，整个部队断粮已经几天，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

    “但没有一个人开小差。”“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小鬼们经常枕在军首长的腿上就睡着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情似手足的氛围……给了大家战胜一切困难的巨大力量。”

    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这时全军共3400多人，加上留在陕南的2000多人,总共5400多人。

    长征中，红25军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都经常说，歼敌2个师，不如缴获1部电台。

    长征中，红25军曾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作战、艰苦卓绝。

    直到1935年7月，红25军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动向。7月15日接到交通员带来的几个月前的中央文件，才确认了此消息。

    “当晚吴焕先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第二天部队就迅速行动。”王远德说，红25军一度袭占了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一下子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

    蒋介石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3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徐海东曾这样动员部队。

    8月14日，红25军逼近静宁县城，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被切断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25军。

    “更可贵的是，红25军能自觉地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地热烈欢迎，当毛泽东知道是因为红25军之前经过这里时赢得了群众信任，连夸红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长征出发时，红25军即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一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徐焰指出，张学良正是因为最初与红25军的数度交手，得出了“和红军打仗没法打”的结论。

    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他们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下令把军中积蓄的7000银元拿出5000元交给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

    第八部分 红25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1934年11月16日，继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开始长征，于1935年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与其他三方面军的长征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时间和行程较短，历时10个月，行程9000余里，且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也被称为“小长征”。

    一、红25军长征，作为党和红军的“宣传队”，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25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不断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长征的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1月下旬，当红25军长征经过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强盘踞围寨，且配有大量武器，不时地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针对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紧迫形势，红25军召开紧急会议，政委吴焕先反复强调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食一律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组织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他还将当时党的规定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公买公卖等有关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口号。正是红25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政策、出色地做好了宣传工作，因此，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避免了地方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上述的传单、布告，实际上就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时的施政纲领。它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根据地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5月，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后，省委书记即由红25军政委吴焕先担任。吴焕先牺牲后，省委书记又由军政委程子华担任。在红25军长征途中，省委对军队实行了直接领导，在军事斗争为主的长征途中，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减少了领导层次，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而且又从政治上、组织上把红25军紧紧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对红25军及早取得长征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红25军长征中，执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

    红25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西征甘肃，有利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中旬，当红25军从《大公报》上获悉“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进”的消息以及敌人云集于川西边、甘南边、渭河沿线和西兰公路上，企图堵截主力红军北上情况后，立即按照省委的既定政策，挥师挺进甘肃境内，攻天水、占秦安，进而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坚持18天之久。这一行动，使敌人大为震动。蒋介石慌了手脚，从7月26日至8月10日，接连从成都发出五道电令，最初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至西安的碉堡封锁，防止红25军向甘肃进发；继而督饬陕西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这样，红25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起到了吸引敌军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压力。切断西兰公路后，又迫使但担负堵截中央红军北上的敌军不得不一再调兵向东北线回援，从而进一步起到了牵制敌军的作用，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 　

    在红25军长征的同时，原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和斗争形式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红25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革命力量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当时敌人虽协调部分兵力西去追缴红25军，但是，集中在根据地的各类敌人，仍有11万之众，他们对根据地实行“清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鄂豫皖省委以留在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为基础，重建了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他们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转战千里大别山、运动在平汉铁路东西和江淮之间，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对坚持在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及后来南方地区新四军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时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

    红25军先后实行的2次战略转移，都是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不仅在最初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留下部分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而且在后来撤离鄂豫陕根据地时，又留下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部分武装，组成了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继续发展鄂豫陕边的有机战争，使革命旗帜不倒、烈火不熄，有力的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减轻了敌军对我主力红军的压力。

    三、红25军最先到达陕北，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准备了可靠的落脚地点，也为党中央最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在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之后，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会合，胜利的完成了长征。作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1支队伍，红25军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会师后，召开了红25军和陕北红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了由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合并组成的陕甘晋省委决定，将红25军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15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15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的指挥下，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又一次“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和壮大，既加强了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又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扫清了道路。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即同红25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资匮乏、非常困难。红25军勒紧裤腰带，千方百计地进行支援，首次送去边币一万元，接着又发动全体战士给中央红军送礼物，从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和部分枪支、弹药，从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医药用品，送给中央红军，还将芬山、榆林桥战役中新入伍的解放战士，全部补充给中央红军。随后，红25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与兄弟红军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红25军长征的“两个唯一”，极大地坚定了广大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心和决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25军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成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队伍。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曾4次试图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都未能实现。最后才决定将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曾试图3次建立新的根据地，也未能成功。张国焘在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曾经提出建立川西根据地的计划，由于刘立湘纠集四川军阀全力反扑，亦没能成功。只有红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并获得了成功。红25军进入陕南后，充分利用将军与陕军之间的矛盾，着手创建根据地。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陕西葛牌镇召开会议，总结入陕几个月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并把鄂豫皖省委改名为鄂豫陕省委。经过半年斗争，“成立了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为红25军反围剿的战斗胜利提供了保障保障，促进了红25军的发展壮大。

    红25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不仅有减员、反而发展壮大了的部队。 “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之久，穿过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部队由最初的八万下降到七千二百人；红二方面军长征十一个月，途径6个省，行程两万余里，部队由出发时的近一万七千余人减少到一万一千余人；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转战三省，行程万余里，部队由出发时的十万之众减少到四万四千余人。”唯独红25军在长征途中得到了发展壮大，部队由出发时的2900余人上升到临末时4000余人。这些固然与红25军长征之中行程最短，没有经过险恶的雪山、草地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红25军的长征是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及省委正确领导下，进行的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转移。

    红25的一系列特殊胜利，使正处在革命高潮暂时低落期的中国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党中央及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队伍和苏区人民在红25军的鼓舞与影响下，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25军的长征以其特有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25军长征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一支仅有两千多人的队伍也可以取得辉煌的成绩。红25军虽为配角，但在红军长征途中，它作为唯一一支没有减员且发展壮大了的队伍，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且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并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九部分 红25军的相关情况

    一、红25军的序列沿革

    (一)

    １、1931年10月25日红２５军在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成立，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73师，辖下3个团(红217、218、219团)，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
    ２、1932年1月中旬，又在安徽金寨麻埠以红4军31团和五星县独立团一部为基础组成75师，辖下3个团(红223团、224团、225团)，师长廖荣坤、政委戴克敏；
    ３、1932年5月中旬，在安徽金寨县白塔畈由独立第3师组成74师，辖下3个团(红220、221、222团)，师长汪明国、政委戴季英。
    ４、１９３１年１１月7日在湖北黄安七里坪，红４军与红２５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方面军下辖第4军、第25军，第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为王平章；
    ５、1932年7月蔡申熙调任红25军军长。

    (二)

    ６、1932年10月，红４方面军主力西去后，11月30日，红军第25军在湖北黄安檀树岗村南河滩重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下辖 74师（下辖220团、221团、222团），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师（下辖223团、224团），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
    ７、1933年4月初，红25军和红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在麻城北部的大畈地区会合，4月8日两军合编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下辖73师（下辖217团、219团），师长廖荣坤、政委王少卿；74师（下辖220团、222团），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师（下辖223团、224团、225团），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
    ８、1933年7月中旬，七里坪战役失败后，鉴于减员太大，红25军进行了整编、补充，撤消73师番号，改编后，全军辖74、75两个师，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徐海东、74师（下辖220团、221团、222团）师长徐海东、政委周化贤；75师（下辖223团、224团、225团）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
    ９、1934年4月16日，红25军和红28军（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在金寨县的豹迹岩会师，4月17日两军合编为红25军，全军辖74、75两个师，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74师（下辖1营、2营、3营）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75师（下辖223团、224团）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
    １０、1934年11月11日（长征前），红２５军在罗山县殷家湾和何家冲进行整编，撤消师一级编制，军直辖四个团（223团、224团、225团、手枪团），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三)

    １１、1934年11月16日，红２５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１２、1934年12月11日，红２５军于丹凤县蔡川进行整编，撤消224团编制，军直辖三个团（223团、225团、手枪团），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
    １３、1935年8月21日，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在泾川县以西十余里的王村镇四坡村（今掌曲村），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
    １４、1935年9月7日，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２５军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
    １５、1935年9月15日，红２５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胜利结束长征。

    (四)

    １６、1935年9月16日，红２５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３军合编为红１５军团（辖下由红25军组成的75师、由红26军组成的78师、由红27军组成的81师），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钱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
    １７、1935年11月，红１５军团归属红一方面军管辖，红１５军团仍辖下75师、78师、81师，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周士弟、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政治部副主任冯文彬。
    １８、1936年2月东征时，刘志丹调出15军团，改任28军军长，后阵亡，宋时轮接任军长（之前，宋时轮在15军团当过作战科长）。81师调出15军团序列，由军委直接指挥，担负后方次要作战任务。15军团的75师扩编为73师和75师，各有１个大团１个小团（小团是4连制），此时73师师长是张绍东、政委赵凌波，75师师长陈锦绣，78师师长韩先楚。78师是纯红26军的部队，73师和75师是红25军为主体的部队，但75师新组建的224团（首任团长韩先楚）是以２个师的特务连加上陕北的少共营合编的。

    (五)

    １９、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25日，红１５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到职时为旅政委），参谋长陈漫远。
    下辖：687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兰国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688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刘震。韩振纪也是副团长（相当于政委）。15军团改编时，教导营600多名干部上交给115师师部。军团骑兵第3团调归129师，改为师属骑兵营。1937年底，单独成立689团，团长韩先楚，由687团2营和688团2营组成（即原红26军部队），该团后脱离344旅指挥，划归129师指挥，1939年又调回344旅。但韩先楚调回延安到抗大任职。344旅在平型关战斗后就脱离115师指挥，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
    1938年徐海东调离该旅回延安养病后，该旅一分为二，代旅长杨得志率一部组建冀鲁豫支队，政委黄克诚率旅主力活动于太行山区归总部指挥，后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左权，政委黄克诚。
    1940年，黄克诚率二纵队主力5个团东进，到冀鲁豫和杨得志会合，杨留下一个主力团交换，黄继续南下与彭雪枫部新四军第６支队会合于皖北，黄部番号改为八路军４纵队，彭部为八路军５纵队，344旅加强５纵队留在皖北，黄率４纵队东进苏北，与115师343旅685团扩编的苏鲁豫支队合编，1941年改番号为新四军３师。彭雪枫部改番号为新四军４师，1941年反顽失利后，４师１０（即344旅）与３师９旅（张爱萍韦国清领导的地方部队）交换，344旅重新回到新四军３师。

    (六)

    ２０、1935年7月16日，红２５军从陕西长安县沣峪口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分队伍和陕南游击队在陕西商南碾子坪合编组建了红74师，下辖1营、2营和手枪团，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２１、1937年8月，红74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最初的番号是115师两个直属营（炮兵营和辎重营）。
    ２２、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子明、参谋长杨焕民、政治部主任吴东升。这个团在抗战初期游击于黄河两岸，担任晋西南至韩城一带河防任务。

    (七)

    ２３、红74师影响下的陕南抗日第１军，原系杨虎城部队一个连哗变出来，有中共干部，后发展到数百人实力。西安事变后随同74师北上陕甘宁苏区，改编为15军团警卫团，团长何振亚，政委沈敏。抗战时改编为344旅警卫营，营长何振亚，政委李雪三。成立689团时，因原687团2营调出到689团，该警卫营改编为687团2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