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推动和平解决

    苏联政府一味地指责西安，偏袒南京，只赢得了南京政府的好感，但没有拿出应对事变的积极建议，起初也没有想到应当和平解决问题。实际上，苏方偏袒和讨好南京的立场也不利于和平解决问题。

    12月1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文是季米特洛夫起草的。他综合了中共中央与苏联两方面的意见，争取到了斯大林的批准。文中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4项条件，与中共中央支持的张杨8项主张大致相同。

    由于密码出现问题，中共机要人员无法译出电文。此时，中共中央正在面对一个电文没有提及的问题，即如何处理蒋介石本人，这取决于蒋是否转变态度。

    事变之初，蒋持什么立场并不重要。现在和平时机成熟了，蒋的态度成为关键。如果蒋死硬到底，和平机会仍可能丧失。这就是说，西安形势依然存在内战与和平两种可能。

    周恩来奉中央之命到达西安时准备了两手：一是说服蒋团结抗日；二是蒋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但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制造便利条件。周恩来向张杨指出，应争取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

    就在机要人员要求莫斯科重发指示时，中共中央收到了周恩来的重要报告：“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通过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西安事变引起的黑暗与光明两个方面，指出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把红军、东北军、西安的友军、人民、南京的内部分化、国际援助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第二天，中共中央终于看到了共产国际重发的16日指示，当即回复：“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临行前，蒋介石接受了张杨的主张，并向周恩来保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中共中央，张杨，共产国际，苏联，南京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加上蒋介石本人的配合，西安事变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由此揭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