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化敌为友，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与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运动向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密切相关。

    这个转变不限于中共自身政策的调整。它是带动全国政治力量的转变，特别是必须推动国民党放弃剿共，共同对外。长征后的红军是一支弱小的力量，人员减少九成，仍处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新的围剿中，面临再次失败的危险。国内和平与中国抗日决不能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必须与红军摆脱困境，转危为安联系起来。

    一支为生存拼搏的弱小力量，由于灵活运用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四两拨千斤，最终造成了全国抗战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今天是西安事变80周年纪念日，我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争取张杨是关键一步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实现抗战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政治与军事两条战线的工作。在政治方面，党中央发起了倡导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全国性运动，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亲自出面写信、会谈，开展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统战工作。在军事方面，红军进行了东征战役，进入山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和抗日通道。

    1936年4月，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入晋，与晋军一起阻拦红军东进，并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以及周边各部共同“围剿”红军。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张学良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蒋介石派来围剿红军，直罗镇一仗损兵折将。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杨虎城将军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共联苏，共同反蒋抗日。

    三年前在江西中央苏区，教条主义中央没有充分利用福建事变，与十九路军实现联合反蒋抗日，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与张杨的合作是中共中央主动争取来。这是中共中央在统战工作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也体现在这里。没有张杨的合作，就不会有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无从谈起。

    二、联蒋必须经过逼蒋

    6月16日，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电台畅通后的“第一号”电报，全面汇报了中央中央到达陕北后的情况，与张杨的秘密合作和双方酝酿的西北计划。西北计划是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制定的，内容是中共与张杨在西北另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在苏联的支持援助下，实行反蒋抗日。

    共产国际收到第一号电报后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正式答复西北计划，反而 对中共反蒋抗日方针提出质疑。原因是苏联对蒋介石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由怀疑其诚意和决心，担心中蒋圈套，造成苏单独对日，蒋则拿苏援去对付共产党和红军的荒唐局面，转向相信蒋可能抗日。

    苏联政府认为，蒋介石愿意抗日的主因是受到日本策动华北事变的逼迫。蒋在五届二中全会上针对华北事变讲了一些抗日的话。苏联政府信以为真，在中苏谈判中，不仅赞成中方提出的中国统一， 实际也默认了蒋要它向中共施加压力的要求。

    8月15日，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对第一号电报的答复，中心思想是联蒋抗日。国际拒绝了另立政府的西北计划，认为中共应赞成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把苏区作为这个共和国的组成部分。电报要求中共放弃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的方针，不要把张学良视为可靠的同盟者。

    如何联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蒋介石坚持剿共，联蒋必须以蒋放弃剿共为前提。中共和苏联都估计蒋有转变的可能，但如何推动蒋转变，共产国际和苏联并无良策。苏联寄希望于苏中谈判，但受制于主权原则无法正面提出停止剿共的问题，反而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有责任统一中国，攘外必先安内。显然，按照这一方针联蒋抗日，那就不可能有中共和红军的地位，也不可能保证中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避免这一前途，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联蒋指示，结合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秘密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

    三、支持张杨对蒋兵谏

    西安事变是不期而至的。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事变到来之际，中共中央立刻向全国人民揭示了它的性质，将其作为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转折点，指出张杨扣蒋是革命行动，应当予以支持。

    此时红军正处在长征结束后陷敌重围的最险恶关头。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严令张杨对红军作最后一击。张杨明白，如果红军剿灭了，他们难逃通共罪名，所以不得不反。

    中共中央文攻武卫，以各种方式逼蒋抗日，但没有想到张杨采取兵谏这种简单明了的形式。对中共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惊喜，又何尝不是统战工作的收获？它既破坏了国民党的围剿，又为全国局势转向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在这一历史时刻，苏联政府竟却做出了与事变性质相反的错误判断，认为张杨不是推动抗日，而是破坏抗日，抗拒统一。《真理报》说南京政府最迫切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张学良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乃从事抗日投机，助日分裂。另一篇评论把张学良等同于汉奸。苏联驻华代办发表声明，宣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无关，对中共的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政府急于指责张杨，是出于避恶趋利的本能考虑。事变前，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使苏联政府骤感两面受敌正在变成可怕的现实。如果中苏关系再因苏联支持中共而转恶，导致南京政府降日，后果不堪设想。在苏联政府看来，这种危险来自张学良。

    苏联的立场令中共中央大失所望。他们一致反对《真理报》对张学良的指责，并向共产国际书记处强调，张杨“行动是完全带着革命性的”。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的立场。毛泽东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同两广事变一样。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变的实质，都有抹杀。”

    实际上，当西安事件突如其来时，苏联政府完全乱了手脚。他们关于南京的情报是混乱的，前后矛盾。苏方驻华代表鲍格莫洛夫曾报告蒋介石的西安之行是为了最后消灭红军，以求对苏会谈中完全抹去红军这个问题。难以置信的是，鲍氏马上受到了南京政府的忽悠，竟一夜之间改变看法。他回国后对斯大林说，蒋赴西安不是围剿红军，而是赶在对日本开战前同共产党和解。采信这一误判成为苏联政府错误指责张杨的重要原因。

    中共成为支持张杨的唯一政治力量。在中共中央的坚持下，苏联和共产国际最后缓和了口气，只说张杨行为客观上损害了抗日统一战线。而这个提法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试问，如果国民党仍然执行攘外安内政策，抗日统一战线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