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南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极其重要的地区，红军长征在湖南，经过的县份之多、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在长征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在湖南境内，红军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凭借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精神，开始逐渐克服了“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摆脱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并在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抉择中，艰险异常的行军中、惨烈悲壮的战斗中，逐步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雏形，最早赋予并促生了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可以说，红军长征在湖南的斗争和经历为长征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赋予了强大动力，并确保了长征精神的最终形成。

    关键词：红军； 湖南； 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行程约二万五千里，在中国革命史、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奇迹。湖南既是红六军团西征的落脚点，也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长征的出发点，而发生在湖南怀化境内的“通道转兵”更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起死回生的重要转折点。可以说湖南是红军长征过程中经过的极其重要的地区，正是在广袤的湖湘大地上，红军开始逐渐克服“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一往直前的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渡过了生死存亡的危局。红二、六军团以及中央红军在湖南境内，凭借着“实事求是”的湖湘精神和“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身正气，救民水火”“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英雄赞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开始逐渐凝聚成伟大的“长征精神”。

    一、红军长征在湖南与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

    湖南作为长征最早途径的省份之一，在长征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对于长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互作用下，红军长征在湖南的经历和斗争，既扭转了局面，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也极大的促生和赋予了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充分彰显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体现了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映了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怀，对长征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

    （一）红军长征在湖南彰显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

    革命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艰辛历程中所树立的理想、信念及人生追求的总和。它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革命斗争必将胜利，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正是这种对革命事业的极端热忱和对马列主义的崇高信仰所凝聚成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使得共产党人在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形形色色的敌人时，毫不畏惧，一往直前。在长征中，广大红军战士必须时刻面对着数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围追堵截，面对着严寒酷暑、饥饿、疾病、缺医少药、流血牺牲等艰难困苦的时刻威胁，但这支钢铁之师却并未退却，相反却机智灵活、一往无前的冲出包围，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他们所依靠和凭借的正是这种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长征初期，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红军陷入极其被动的状态，中央红军在连续作战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桂边境后，又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围堵，被迫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终于成功冲破封锁，进入湖南境内。而此时中央红军仅剩三万多人，由最初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了五万余人，巨额的战斗减员，难免引起士气低落，湘南并不安全的新环境、敌人的尾追堵截以及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使得中央红军随时面临着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并没有被吓到，而是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对一次次战斗进行总结和反思，从而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纠正，在毛泽东等人的建议下，紧急召开了通道会议，重新调整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创立湘鄂川黔苏区，深入湘中及湘西地区，凭借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发展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多次打败来犯之敌，坚守根据地一年之久，有力的牵制敌军。可以说，红军在湖南正是凭借着这种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才能迎难而上，坚持斗争，并最终摆脱困境走向胜利。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是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红军在湖南的斗争充分彰显了这一特质，而这一特质也在长征的艰辛过程中始终得到延续。

    （二）红军长征在湖南体现了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是长征极具魅力和辉煌的一面，它贯穿于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也突出地贯穿于参加长征的或掩护长征的所有红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悲壮豪迈，在整个世界史上极为罕见。[1]红军长征时，红二、六军团及中央红军3支部队先后转战于湖湘大地，在三湘四水间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长征篇章，用生命和鲜血创造了一个个令人震撼的战争奇迹。红六军团在长征初期肩负着吸引和牵制敌军，配合策应中央红军顺利突围的艰巨任务。在历时两个多月的突围西征中，孤军奋战，穿越敌占区五千多里，途经湖南省18个县（市），经过多次英勇作战，毫不畏惧，一往直前的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封锁、尾追堵截，顺利实现了探明虚实、查明情况、牵制敌军、策应主力的任务，完成了战略转移，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异常激烈的湘江战役持续了一个星期，面对敌人飞机的轰炸、炮火的肆虐，红军战士毫不畏惧，奋勇向前，不计其数的红军将士为此喋血湘江，以至于“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负责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付出巨大牺牲成功完成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随即遭遇国民党桂系军阀两个师的尾追堵截，而敌军数万人又迅速封锁了湘江，经过激烈的战斗，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和所部大批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300多人冒死突围，决定到湘南打游击，先后转战于道县、宁远、江华、蓝山等地，终因寡不敌众全体壮烈牺牲。[2]而陈树湘在一次战斗中腹部中弹身受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为了严守党的秘密，避免敌人的残酷拷问，在敌军押送他途经道县泅马桥宿营时，他乘敌看守松懈之际，忍着剧痛用手从自己小腹伤口处将肠子抠出绞断，血洒湖湘大地，杀身成仁，时年29岁。陈树湘为了严守秘密，保持红军的尊严，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这种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令世人倍感震撼，而红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前后所表现得英勇无畏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同样也在长征史上谱写了悲壮的一页。

    （三）红军长征在湖南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来指导认知事物的方式、方法、途径，并用之来支配自己行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正确的制定和贯彻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在红军长征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体现得尤为重要，并充分表现为因地制宜、审时度势、独立自主、纠错扶正的革命现实主义，更突出表现在遵义会议的召开，党和红军最终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并重新确立他为党和红军的领袖，这是我们党成熟的重要标志。[3]而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的经历则是这一伟大转折的先声，特别是在通道会议上开始扭转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初步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兵向黔，从而挽救了陷入绝地的中国革命。红军自被迫长征之始，就处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在离开中央苏区不到两个月间，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仅剩3万余人，遭受到严重损失。空前的挫败令每一位红军将士对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以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各级领导开始纷纷寄希望于具有崇高威信和卓越能力的毛泽东身上，希望他重新执掌军事领导权。终于在1934年12月12日傍晚于通道县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切实分析眼下的敌我形势，据理力争，陈述利弊，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使得与会的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大多数领导人信服，最终决定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而开始扭转了红军长征颓败的命运。这也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长征中第一次得到中央领导人较为一致的认同，从此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逐步成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并对以后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而坚守湘鄂川黔根据地，孤军奋战长达一年之久的红二、六军团，也是凭借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扩红运动，进行山地游击战争，灵活机动的多次击退来犯围剿之敌，并最终巧妙的突破蒋介石的重兵围堵，顺利实现战略转移。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长征精神极其重要的内涵之一，也是红军长征在湖南得以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更是红军长征得以胜利完成的核心因素。

    （四）红军长征在湖南反映了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怀

    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怀是每位马列主义者、共产党员都所应具备的优秀品质，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无数革命先烈和建设者们，一切从整体利益出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家，为国家”，无私奉献，坚决服从和执行党的命令与任务，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得以顺利向前的重要精神力量。同样，它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红军长征在湖南充分反映了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怀，从最早进入湖南并肩负着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的红六军团西征，到湘江战役担负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再到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深入湘中、湘西的红二、六军团等，这些英勇的红军队伍毅然担负起最危险、最重要的任务，毫不推脱、毫不畏惧，宁可遭受重大损失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完成党中央及军委交付的任务。而党内、军内的各级领导，除去顽固的“左”倾错误思想的代表者外，绝大多数也都表现出以大局为重、同舟共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崇高品质。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主任的王稼祥，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长征中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初期，他们二人和毛泽东因病、伤等原因体力羸弱，均常坐担架，同行同住。毛泽东抓住这一机会同他们一路交流，阐述自己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王稼祥、张闻天坦诚相待，认真倾听和思考，对当时已无任何实际大权的毛泽东倾心信服，王稼祥更是直率地对毛泽东说：“我与洛甫交换过意见，觉得非把李德、博古撤换不可，请你重新出山。否则，中国革命会断送在他们手里。”[4]而作为长征中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也十分清楚毛泽东的能力，并早已认识到李德、博古等人的军事错误，亦坦诚希望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领导权。他们放下个人得失，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普遍质疑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的时机下，同毛泽东一起为了红军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一起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终于拥护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领导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通道会议挽救了陷入危机的中央红军，实际上也“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5]。

    二、红军在湖南对长征精神形成的重要意义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困难之艰、环境之险，在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6]长征精神的形成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它离不开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艰苦创业的革命实践、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以及革命队伍的亲密团结[7]，而红军长征在湖南的经历和斗争也同样对长征精神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