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字子馨，生于1882年，世居张掖。少年丧父，家境贫困，去民乐学商、当店员，潜心揣摸，深悟经商之道。回张掖后, 从事小本经营，他认准“诚信”是做人和发家的准则，交易中坚持使用官秤印斗讲究货真价实，一反一些商家欺诈之风，得到用户信赖。当时一些远在南山的少数民族也乐于和他来往，生意发展很快，不久资金积累达白银9000余两。

    经营中，他了解到本地区丰富的土特产是内地和沿海城市所需，而那里的工业品又是本地所短缺。于是他改弦更张，转作长途贩运生意。在本地收购羊毛、羊皮、野牲皮张、鹿茸、麝香等山货，由北路出人宗口经包头、张家口，运销京津诸地，换回布匹、绸缎、茶叶、白糖等日用百货，西销至河西、新疆等地，互通有无，获利颇丰。此项生意因路途遥远运输不便，沿途经荒漠戈壁，天灾匪祸时有发生，且经营者日众，竞争激烈，风险甚大，稍有不慎，即血本无归，刘芳之生意虽有起落，终获成功。解放前夕，已拥有白银廿余万两，购置房屋580间，开设商号二处，成为河西富商之一。

    究其一生经营，除“诚信”二字外，确有不少独到之处，值得后来者借鉴。

    当时交通不便，道路险阻，长途贩运，需靠骆驼运载。商家雇用驼户往往误时误事衡量得失，自养比雇用合算，于是他自养骆驼120峰，在使用上巧作安排，将驼峰分为三批，每帮40峰，在途运输，在家待命和草场放牧各一帮，循环往复、川流不息，保证了运输时驼峰健壮不误时效，又有机动畜力以应急需，输出和运入之货物常年不断。为了及时掌握行情以利决策，民国初年，他在张掖商界中首先采用电报通讯，迅速快捷占了先机，多笔交易得以独擅其利。虽然家境日渐富有，他并不安于现状贪图享受，仍然苦心经营，精心筹划，经常亲率驼队栉风沐雨穿越沙漠荒地，奔走于北路一线，对沿途道路站点，市场情况了如指掌， 即使委派他人前往，也必反复交待何处可以住店，何地注意什么, 减少了损失。在用人方面，常为员工着想，解除后顾之忧，帮助 他们置产修房解决婚丧嫁娶等困难，使员工一心一意为商号出力, 另外他审时度势，决定资金运回，不图一时之利，当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法币日益贬值，他从来不存法币，有余资即储存货物和金银，尽量避免法币贬值的风险，保证了事业的稳定发展。

    刘芳在生活上崇尚节俭，律己甚严，不吸烟不喝酒，饮食很简单，更无一些富商花天酒地之恶习，有人视之为吝，说其为“土老财”,可他对待社会公益事业和赈济穷人上都乐善好施，慷慨大方，从不吝啬。解放前每逢年节除夕，在鼓楼周围和沿街向乞丐们施舍粮米衣服，平时经常向贫困乡亲资助丧葬费用，他还在张掖东乡南乡一带新修翻建大车桥梁36座，捐资助学创建佛光小学一所，这些费用都在他专立的“修善堂”项下开支，并委拖专人管理。

    1936年红西路军进入河西，不幸失利，被俘战士备受虐待，在中共地下党的努力工作下，一些开明人士富商和群众由疏远转化为同情。时值冬日，刘芳听到东关关押着300余名红军战士衣服单薄破烂，有的伤病很重，生命垂危，他不顾“二马”的禁令，以“膝下无儿行善还愿”为名，用200元大洋，买通看管被俘红军的韩起功旅副官王武，于1937年2月的一个深夜，刘芳和他的好友王兆瑞、店员姚铿，从北街皮坊提出准备发往外地的300多件皮衣送到了被俘红军战士的手中，事后地下党组织派人登门拜谢，并出具了收据，这件事使刘芳在感情上跟共产党大大的接近了。

    1949年9月张掖解放，刘芳和张掖各族各界群众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军进城，并主动献出小麦25万斤，煤炭120吨，支援大军西进。

    抗美援朝运动中，张掖人民同仇敌忾，捐钱献物以保家卫国，在一次座谈会上笔者亲自目睹了这位年已花甲的老人的爱国壮举，在会上一个神职人员别有用心的抢先发言，说：“我向主祈祷和平。”而刘芳立即站起来，义正辞严地驳斥说：“我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捐献白银2万两，买个最大的。”（意即捐献一架飞机）。事后刘芳即捐出白银22240两(合人民币2亿元，折合新币值)，还给我县参加志愿军的战士衫衣220件，成为甘肃省商界中首屈一指的捐献大户，在他的带动下，张掖各界捐献27亿元(旧币值)。

    1952年刘芳随张掖县工商界参观团下乡参加土改，受到深刻教育，当即从18亩祖坟地中，向人民政府交出16亩，献出小麦 25石，驹、马三匹，大车一辆。

    刘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更是积极响应愉快接受。1958年刘芳将馥兴泰商号转产的资金4.2万元投入兴建国营张掖电影院，之后拿出黄金100两，及鹿茸、麝香等折合1.5万元兴建张掖大众剧社，将昌兴泰商号资金1.2万元参加公私合营企业，还投资3万元兴办地方五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