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烈牺牲，伟业憾长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徐康明、杨卓群、杨岩三个被任命为三个独立团的政委，去接受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地区。徐康明去凤阳；杨卓群去定远；杨岩去滁县。杨岩和杨卓群的队伍当时还未组建，只有徐康明有一部分队伍。八月份徐康明带部队去张桥打不肯向我军投降的鬼子，临走时，他把写的大约有十几张纸的自传，交给杨岩保存，杨岩就放在自己的皮包里。1945年5月，徐康明从前线回来后，已接任二师六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做民运工作的巡视员黄敏从定远回来，路过三官集，告诉徐康明妻子陈少欣：徐康明生病了，住在医务所。当天下午陈少欣就赶去看他，连年征战丈夫又瘦又黑，还发着高烧。少欣心痛欲绝。康明对少欣说：“热度太高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没有通知你。”他边讲边咳嗽，痰里有血，而且越来越厉害。正好杨岩也刚从滁县组织队伍回来，看到徐康明病了，就问他怎么回事。徐康明说，几次来回穿越封锁线受了凉，可能是背上发的一个节结引起的，还给杨岩看那个节结，说没什么关系，就没有认真去治。其实，那就是大叶肺炎的典型症状。过了几天，等到第二次杨岩再从滁县到藕塘看到徐康明时，病情已经严重了。他对杨岩说：不知怎么耳朵里出血。想吃桔子。当时新四军医院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对康明的病，组织上很重视，先是程官臣军医看的，后来郭光华院长和方里军医都来诊治过。当时天气比较凉，正值八月十五的前几天，有时还下雨。他睡在窗户下面，窗户没窗，只有一个框。医生诊断出是大叶肺炎。杨岩连忙去问地委卫生院的郭光华院长：“能不能治好。”郭光华说：“主要是没有药，要有盘尼西林就好了。”为此，杨岩非常焦急，他和徐康明，那可是过命交情，当初就是徐康明背他走了20多里路才救了他的命，如今徐康明生病了，杨岩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他请交通员从南京搞一点盘尼西林和桔子来。不久，交通员带来了四听桔子罐头，盘尼西林却被敌人封锁了带不出来。杨岩再去看徐康明时，许的病情越来越重了。给他吃桔子他也吃不下了，高烧不退，神智不清，乱说胡话。最后康明拉着妻子的手说：“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说完就失去了知觉，到九点钟，听到他喉咙里的痰呼拉拉的响，方医生问少欣：“还要不要打针，”少欣说：“不要打了，救不活了，药品很宝贵，留给其他同志吧。”关键时刻表现出陈少欣同志坚强的党性。过了一会徐康明同志因病去世了。少欣失声痛哭。在他身体还没凉的时候少欣抽泣着帮丈夫擦了身体，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当时在场的有徐康明的妻子陈少欣，杨卓群的妻子苏兴，杨岩的妻子范培琪。许康明、杨卓群，杨岩，他们仨是一同参加革命的同乡，平时友谊也最深。同志们将许康明的遗体抱进一个简陋的棺材里，抬到外面的山坡上掩埋了。三天后少欣三姐妹到坟上去看康明，失声恸哭。杨岩回到前线后不久，就接到电话：“徐康明同志去世了。”听到此噩耗，杨岩怔住了，连忙想起徐康明那份自传，当时还保存在杨岩这里，第一次撤退时还在，一九四六年第二次撤退时为了轻装，许多东西都打了埋伏，杨岩把皮包整个都埋到地里了，除了徐康明的自传，还有杨岩的自传和杨岩的照片等东西。以后部队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地方，杨岩也记不住是什么地方了，这些东西也就永远找不到了。

    1946年2月12日晚上七点，陈少欣在市委招待所生下了徐康明的孩子，因为是康明的遗腹子，就取名叫明遗。明儿用的奶瓶是洪克平给的，专员郑抱真给了八百万生活费。因为带着孩子不方便，就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有空的时候才能去看一次。有一次陈庆先司令员来检查工作。他问及徐康明孩子的情况，少欣就如实说了。他听了以后就说：“对于革命的后代，国民党是要斩草除根的。孩子放在那里不妥当，你要带着走。你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方便，把我的挑夫拨一个给你，行军时让挑夫挑着孩子和文件走。”并指示警卫员道：“你现在就骑上马去把孩子接回来。”并重新安排了少欣的工作，去十二纵卫生队当指导员。从此就有一个挑夫始终跟着少欣，不论行军到那里他总是挑着孩子和文件。少欣和孩子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一九四九年少欣和同部队的程健恒同志结了婚，“徐明遗”就改名为现在的“程晓明”了。

    谦和低调睿智，坚韧不拔忠诚，是共产党员，新四军某独立团政委徐康明同志一生的写照。这位对革命忠心耿耿，对战友满腔热情，信仰坚定，不畏艰苦的优秀共产党员徐康明同志年仅26岁就为革命事业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他生前战友每当回忆他功绩，均赞不绝口。 徐康明同志是从爱国、正义感起步，在腥风血雨的战争环境中，熏陶与锤炼，爱国、爱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对国家苦难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聆听程晓明的介绍，让笔者大致绘出徐康明同志革命一生轮廓：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无条件服从革命需要，真正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奔波、奋斗、流血、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不愧是民族中华的脊梁，是我们永远学习的革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