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上午17时，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接到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于是蒋介石委员长当天回电南京日军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指示："一、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四、冈村宁次立即命令以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等六项投降原则。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四人，搭乘专机来到离我们家不远的湖南芷江（见图1），首先晋见何应钦的代表--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将军，留下了历史性的镜头（见图2），萧毅肃代表何应钦授予第一号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行准备之事项。萧毅肃将军背后贴着孙中山的画像，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神情严肃、坐姿端正，面对着今井武夫等人。这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经过了漫长、充满血泪的50年，中国代表首次坐在战胜者的位置上面对着日本代表。

    今井武夫随后晋见了何应钦将军，何应钦告以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之命令，接受在中国（东三省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地区内日军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与其补助部队之投降。接着今井武夫（见图3中）签署了"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投降书），仪式完成后，何应钦与参加洽降会谈的中美军方高级将领走到室外，人人笑逐颜开，留下了那幅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照片，记录了胜利者微笑的一刻（见图4），由左至右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以及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纳。

    27日﹐国民政府派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从芷江飞到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同日﹐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开始空运到南京。9月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9月9日上午 9时﹐何应钦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见彩图)﹐侵华日军代表在南京签字﹐向中国政府投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发表广播演说:“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 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时，我13岁，还只是一个乡下的小学生。消息传来，全校沸腾了，师生们极其兴奋，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为了隆重庆祝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我校和邻近的另一所小学，共同商定，在十月十日的国庆节这天，联合举办提灯游行联欢演出大会。在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里，我记得我们扎了好多灯笼，排练了好多文艺节目。国庆节那天，一大早就开始活动，两校300多名师生，一个个都无比兴奋，尽情狂欢。那天深夜，一列很长很长的队伍提着灯笼，高举火把，唱着雄壮和欢快的歌曲，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返回学校。

    六、美国援华救济物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即开始对二战中受害国的灾民进行救济，我国是受日本法西斯强盗侵略时间最长，遭受损失最大的国家，是联合国救济的重点。因此，联合国分配给我国的救济物资品种多，数量大，包括有粮食、汽油、棉花、布匹、医疗器械、药品、毛毯、被褥、奶粉、黄油、罐头、衣服……据说，总值达百亿美元，另外还有十亿美元现款。

    对于这些救济物资的实惠，我是亲身享受到的一人。1947年春天，我离开家乡，到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岳国师附中上初中.不久，我们学校就领到很多救济品。记得发给我的就有两次，全是来自美国的食品，多属罐头，也有奶粉。罐头有猪肉的、鸡肉的、牛肉的……，还有番茄酱罐头，鸡蛋粉罐头……对于我这个农村的寒门学子，一下子领到这么多过去见也没有见到过的美味罐头，真是做梦一样，喜出望外。那一年暑假回家的时候，我还给家人带回不少奶粉和番茄酱罐头，大家对又酸又甜的番茄酱很感兴趣。

    七、苏联搬走东北机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将其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为了不断满足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急需，日本一方面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聚敛可以搜刮到的一切财富，作为原始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去；另一方面，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切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从此，东北工业迅猛发展，其生产总量已超过日本国内。

    中国浴血抗战8年，如若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贡献最多。所以，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各种工业及其机器设备，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口头上也表示同情。美国政府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也说，“中国抗战八年，苏联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但后来实际情况是，苏联口是心非，出于自身利益，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完全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竟厚颜无耻的将日本在东北所有银行现金和金条全部提走，将东北的一切工业设施，作为红军的战利品，也都掠为己有，全部运走，真是十足的强盗行径。

    这次苏联从东北掠夺的财富，据不完全统计，总值达20亿美元。这种行径激起我国人民强烈的愤慨。我们在高中和大学政治学习时，就苏联在旅顺驻军，蒙古划出我国版图和苏联搬走东北机器等问题，曾多次提出质疑，记得当时官方的解释是“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线时，如果不同意苏联驻兵，那就等于帮助了帝国主义；关于蒙古问题，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我们只能同意；东北的机器，是日本人留下的，苏联把它们作为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来对付共产党，也是绝对正确的”。这种解释不仅没有消除我们的疑问，反而感到对民族自尊心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后来时间久了，见到的事情多了，我这个老共产党员才悟出，这大概就是当时我们共产党，有时可以不讲公理、违背法理、不顾情理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