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展示了这么多内容，还不是遵义会议展览馆里的内容，只不过是辅助展览里的一部分。我们到达时，遵义会议展览馆为迎接长征80周年，正重新布展而没有开放。

    我的队友与遵义会议展览馆的年轻工作人员在馆前合影。年轻人说，等重新开馆了，欢迎你们再来！

    我乘机跑回到遵义会议会址的正门前，一定要在此留影。遵义会议会址的正门黑漆金匾上，“遵義會议會址”的金字在阳光下褶褶反光，这是毛泽东主席1964年11月亲笔题写的，也是毛泽东为全国的革命旧址唯一的亲笔题字。

    遵义会议：

    自通道转兵后，红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能够在遵义城从容休整，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遵义会议期间，红一军团在城北娄山关和桐梓方向警戒；红三军团在城南方向警戒，集中于猪场（今珠藏），并以一部扼守乌江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渡口；红五军团在城东方向的湄潭警戒；红九军团在城西南方向的懒板凳警戒。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只是列席）、伍修权（翻译）。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王稼祥提议召开的。

    会议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博古（秦邦宪）主持，他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随后，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作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时任红三军团政委，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事后回忆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会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引起激烈争锋。周恩来和博古发言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张闻天）有材料，要念一念。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他按照“中央队三人团”预先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观点，起草了一份“提纲”。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反驳了博古的“军事指挥错误在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观点，为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对会议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这样的直言让博古始料未及，甚至震惊。长久以来，从没有人敢反对、批评他和李德的军事方针。

    以前发言很少准备提纲的毛泽东这次也例外了，他准备了提纲，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他指出军事问题的原因在于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批评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这时的毛泽东没有军队职务，只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关键时刻，因腹部伤口未愈靠在一张藤榻上的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很多年后，毛泽东提起这件事时说：王稼祥关键时候投了自己一票。

    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之后，周恩来发言，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正确主张，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

    在此基础上，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言，他拍案而起：“李德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你们瞎指挥，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我们还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领导走下去吗？让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等热烈鼓掌，发言大呼赞同。时隔26年后，朱德回顾遵义会议时感慨作诗：“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主要作出4项决定“1、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毛泽东排第三）。2、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根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由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会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又称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随后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又回来了，又重新回到党的核心领导集体！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最危急时刻召开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不再需要共产国际发号施令，形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新“三人团”。但由于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会后没有正式交出职务〔博古正式交出职务是在2月初的“石厢子会议”上，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邓小平曾说：“遵义会议后，形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中的擎天支柱，就是毛泽东。在此以前，没有形成过真正的领导核心。”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斗争，谁能领导红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谁就是核心。三军易得，一帅难求。毛泽东不仅参与最高军事指挥，而且确实在决策中起了核心作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因此被视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1935年的春节，蒋介石和妻子宋美龄在庐山上的豪华别墅里。他面前的一份材料里写道：共军内部，遵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得非常厉害，结果是毛泽东获得胜利。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回忆文章：1935年1月，红军进入北倚娄山、南临乌江的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1月16日，会议进入第二天，也是最紧张最关键的一天。在静悄悄的黑夜中，妈妈等呀，等呀，一串熟悉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又格外轻松地传来。是他的脚步声。妈妈急速地打开房门，还未等爸爸双脚跨进屋，她便急切地问道：“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她紧张得语无伦次了。爸爸知道她关心自己的处境，就笑笑答道：“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这寥寥数语，在妈妈的脑海中却似掀起了狂涛巨浪，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定了。有一次，爸爸给我讲起遵义会议时，他说：“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两眼紧巴巴地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