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有四段经历，凸显了他作为革命者的高坚气节、英雄本色。

葛源烈士纪念堂前的塑像

    创建红色政权时的坚定。1927年年底，父亲参加了方志敏同志领导的著名的“弋（阳）横（峰）暴动”。在家乡，首先打一家最大的地主，穷苦人分到了衣物、稻子。但是地主本人没有被捉住，跑到横峰县去搬兵。第二年年初，来了一连国民党的兵进山“剿匪”。赤卫队在葛源镇前的峡谷扎口子，国民党的兵架起了机关枪，山里人没见过那家伙，举起梭镖砍刀就往前冲，机关枪“嗒嗒嗒”开了火，赤卫队的人“哗啦啦”倒下一大片。口子没扎往，国民党的兵杀进来，血洗葛源，满镇野狗乱窜，嘴里拖着赤卫队员的肚肠子。暴动被镇压下去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葛源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068名，占横峰县烈士总数的1/5。

    地主豪绅组织靖卫团，实行白色恐怖。父亲没有被吓倒，坚持在家乡组织宣传群众，经常到山里给领导同志传递消息和情报。1929年，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军来打靖卫团。葛源再次举行暴动，消灭了靖卫团，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父亲先后担任乡苏维埃主席、葛源区委书记、（开）化婺（源）德（兴）县委组织部长，直至1934年受方志敏同志指派，去皖南白区工作。这期间，父亲工作很努力也很出色。他任区委书记时，葛源区被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表彰为“光荣的模范区”。

彰公山上的“红军洞”

    经历游击战争时的坚强。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兵败怀玉山后，皖浙赣边区转入游击战争。国民党调集了“十师之众”，加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的保安团，进行了最残酷的“围剿”。敌人在“清剿”中，实行军事“围剿”与政治“围剿”并施的方针。军事上采取分区“围攻”、“追击”、“堵击”、“梳篦式搜剿”等方法，并以步步为营、到处修筑碉堡工事、反复“清剿”等战术，企图以优势兵力，将红军聚而歼之。敌人还采取了移民并村、“三光”政策、“自首政策”、经济封锁等毒辣残酷的手段。把所有山棚拆光烧光，将分散的小村庄的群众强迫并入大村庄，周围用竹木围墙，并设关卡看管把守，不许群众带出任何东西。敌人还规定“一家通匪，十家同罪”。凡是和红军有联系、给红军通风报信、给红军当向导、给红军送粮、为红军办事的，一律杀头杀众。以此来割断红军与人民的联系，妄图把红军饿死、冻死在山上。

    在生死考验面前，一些投机分子、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了。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皖南特委书记王弼、下浙皖特委书记何英等相继叛变投敌。他们出卖党的组织，充当“鹰犬”抓捕革命同志，带着敌军进山“围剿”红军。由于他们特殊的破坏作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一时间，高天滾滾寒流急，已是悬崖百丈冰。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友 左起：朱辉 倪南山 邹志诚 刘毓标 柴荣生 方明 程祥元

    梅花欢喜漫天雪③。险恶的环境，只会激发真正的革命者顽强的斗志。父亲等皖浙赣省委的领导同志，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红旗不倒，火种不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皖浙赣边区游击根据地的鼎盛时期，包括了皖南、浙西、赣东北43个县，横亘3省边7万余平方公里，临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后来又成为新四军主力的主要集结地域和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阵地。父亲作为省委组织部长兼红军独立团政委，对这一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身陷敌人黑牢时的坚贞。1937年3月，父亲在作战中重伤昏迷而不幸被俘，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关押了四个多月。这是他倍受摧残、顽强斗争的日子。此间，他经历了敌人多次刑讯、叛徒对质和种种引诱。由于他的省委组织部长和独立团政委的身份，敌人企图从他口中挖出党组织和红军的情况，采取了各种卑鄙残忍的手段，高官厚禄诱降不成就严刑拷打，有一次竟残忍地站在木杠上将他两条腿的迎面骨压碎了三处。看着再一次昏死过去的“犯人”，一位有良心的狱医说：“刚治好，又打成这样，还要我来治做什么？”面对生死考验，父亲坚贞不屈，严守了党和红军的秘密，使敌人一无所获。在监狱里，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要无限忠诚，痛斥叛徒的卑劣行径，影响和鼓励其他难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陈铁君同志

    7月，监狱里关进了一位难友叫陈铁君，是粟裕、刘英同志派出的谈判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他是在与国民党初次谈判破裂后，作战中受伤被俘。在狱中，父亲和陈铁君同志不约而同地组织难友与敌人斗争，相互增加了信任感。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闽皖浙赣边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又把陈铁君同志请出去谈判。父亲向陈铁君同志详细介绍了皖浙赣省委、红军独立团坚持斗争的情况，请他在谈判中，将皖浙赣根据地的问题一块谈。陈铁君同志与敌人交涉时，敌人狡猾地以红军独立团已不存在、找不到领导人为由，拒绝谈判皖浙赣根据地的问题。陈铁君同志严正指出，皖浙赣省委组织部长、独立团政委就在狱中。父亲因而被营救出狱，幸免遇难。

    背负历史包袱时的坚守。自1954年到军区第十七文化速成中学学习，至1997年辞世，父亲在南京工作生活了43年。其中有25年，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经受了特殊的考验。

    事情是这样的：

    父亲出狱后，历经艰辛，舍身忘死，重返红军部队，促成瑶里改编。在陈毅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经过严格审查，新四军第一支队党委讨论决定并报经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批准，恢复了父亲的党籍。此后，父亲得到党组织的充分信任，驰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当父亲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努力学习和工作之际，一场政治厄运降临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在“找出问题是成绩”的情势下，父亲因1937年被俘而被审查并受到错误对待和处理。一个宁死不屈、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仅凭几份没有任何旁证的敌伪材料，不作认真负责的调查，不顾本人坚不承认，更不顾陈铁君、李步新、江天辉、倪南山、邹志诚等战友的凿凿证词，被草率“留作悬案”，并安排转业。

    面对是非混淆、蒙冤受屈的情况，视政治声誉如生命的父亲心情十分沉重。他多次说过，这种压力比当年坐牢时都要大。但是，父亲没有改变对人民的忠诚，没有停止对革命事业的追求。1961年年初，在那寒风凛冽、雪花飞舞的季节，父亲在他对“悬案”结论申诉未果，被迫离开军队的前夕，第一次带着全家人回江西老家。他和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坐着用烧木炭产生蒸汽驱动的汽车，回到那个群山环绕的小山坳    葛源。在那里，父亲缅怀了长眠地下的战友，拜访了敬老院的烈军属，看望了众多的父老乡亲……多少年后，我蓦然感悟，父亲是在他面临又一次人生转折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从那方热土、从家乡人民中汲取力量。他像当年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踏上革命征程一样，毅然决然地从这里出发，为了保留继续服务人民的权利，而接受那近乎屈辱的安排（一个担任正军职务11年的开国将军到地方当副厅长），开始新的战斗！他忍辱负重，不计名位，积极工作，充分展示了老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和坚强党性。“文革”中，因为那个莫须有的“悬案”，父亲又被无休止的揪斗，精神和肉体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和母亲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党说过一句怨言，从来没有对自己选择的事业有过半点悔意。我们深切感受到的，是他们对党对人民的忠贞之情。

    漫漫25年，在母亲的充分信任、精心陪护、全力支持下，父亲始终坚守经过血与火、生与死考验的信念,树立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利益重如山”的光辉榜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