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二月，早春时分，垂柳吐绿，寒梅绽放。又到了石头城的梅花山上百花斗妍的时候。今年，遭遇了27年来最冷的倒春寒，已是“河开燕来”的节气，北方风雪、南方冰雨依然肆虐。梅花山上花如何？身在京城，心向往之。忽一日，南京友人从邮箱中发来近照，好一个“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①！

    毛泽东主席有一首著名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梅花，是中国文人墨客千年吟咏不绝的主题。毛主席以一代伟人的风范，一首咏梅，喻人言志，力扫过去文人的哀怨、颓唐、隐逸之气，写出了梅花的傲寒俊俏、坚贞不屈 、积极乐观、无私奉献，象征着革命者的高尚操守和铮铮风骨。

    敬爱的父亲刘毓标、母亲赵倩，就是千千万万这样的革命者中的成员。

    梅花香自苦寒来

    20世纪20年代，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的城镇乡村。这场史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革命，连同后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为什么发生？我们的父辈为什么投身其中？

    华申大哥回答：“经济上受剥削，活不下去了；政治上被压迫，忍不下去了！”一语中的，太精辟了！

    穷苦人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我的祖籍，是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

    葛源，即“葛之源头”，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距横峰县城33公里，与弋阳、德兴、上饶三县交界，因漫山遍地生长着野葛，又处于溪水源头而得名；葛源，历史悠久，形成于隋末唐初，至宋代已是繁荣的山区集镇；葛源，物产丰富 ，唐初就有加工葛粉的历史，明清两朝葛粉贡奉朝廷，被称为“中国葛之乡”，钽矿储量被誉为"亚洲第一"。

    葛源，因“红色省会”的美誉而名扬中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四面环山，仅于西部有峡谷通往外界，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其易守难攻。1931年2月，方志敏同志率赣东北特区领导机关从弋阳迁驻葛源，在此成立了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成立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成立了中共闽浙赣（皖）省委和闽浙赣（皖）省苏维埃政府。

    1908年10月18日，父亲出生于葛源镇店前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以租种地主的佃田为生，无田无地，缺衣少食。他的父母共生育九个子女，有五个因贫病夭亡（他的小弟参加红军后牺牲）。苦于生活所迫，他的母亲到地主家当奶妈，养肥了人家的孩子，饿死了自己的骨肉。

    父亲7岁时即随父兄放牛、种田；10岁时在祖产资助的私塾读书，仅两年半时间；后又在家种田，至17岁时因收成不好、家庭人口众多，无法生活，跟人家做学徒（木匠），未满两年半，因受不了打骂而跑回家。这时期，父亲经历的是高利贷逼债、地主逼租，师傅打骂、压迫徒弟，遭遇的是处处走头无路，产生了命该如此、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况尤其在1927年年初最为严重。当时，父亲贫病交加，既无钱求医吃药，又无钱求神拜佛，只能听天由命。

1950年在上饶，父亲与他幸存的大姐、二哥合影

    平地一声春雷响。1927年2月，父亲的病渐渐好转，并听到传说“弋阳九区方志敏在闹革命，打土豪劣绅、平债分田，程伯谦（横峰葛源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到方志敏那里去接头了”。父亲便注意时常打听程伯谦的消息。4月5日清明节那天，他的堂叔刘芹和、堂兄刘和尚跟他说：“程伯谦到湖北学习回来了，程说要秘密组织葛源农民协会。你如要参加，我俩可以介绍你。”父亲坚决地说：“我要参加！”从此，父亲加入了革命组织，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创建、巩固和发展赣东北苏区的斗争。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那个年代，有着与父亲共同遭遇的贫苦农民何止千万。

    对当时江西农村的景象，方志敏同志写道：

    每年一度的旧历年关，地主债主们，凶残地向穷人逼租逼债，穷人被逼到无法可想的时候便卖妻鬻子、吊颈投水，此类悲惨事件屡见不鲜。赤穷化令百姓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例如田赋加征，盐税加重，杀猪要屠宰捐，讨老婆的婚贴上也要贴八角大洋的印花；军队过境，要招待费。这些捐税，一年比一年加重，如千斤重担，沉沉地压在民众身上。

    父亲1934年8月领导柯村暴动的安徽黟县地区的情景同样如此：在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下，该地的人民生活贫困，经济文化落后。占人口80%以上的贫苦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土地；而人口不足6%的地主豪绅却占有80%以上的沃土良田。农民受着地租和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夏，又遭遇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秋收不及五成。土豪劣绅见农民难以偿还租债，就勾结国民党县政府的爪牙逼租逼债，还逼着农民交现钱，使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反抗的呼声愈来愈强烈。

    这样的剥削，这样的压迫，不造反行么，不革命行么？

段焕竞叔叔和李珊阿姨

    父亲的亲密战友、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生死搭档段焕竞叔叔，少年时期用观音土（一种浅黄色或浅白色的土壤）充饥，以翻山越岭挑盐换粮为生，大革命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穿过一件夹衣或棉衣。他在回忆录中，意味深长地写道：“年轻的读者们，你们吃过观音土吗？……当年吃过观音土的人，决不会认为革命是不必要的，决不会说蒋介石统治着大陆，中国社会一样可以进步，现在台湾不是很富吗？我们这些尝过观音土的人，就觉得这种想法真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段叔叔的家乡湖南省茶陵县尧水乡，与父亲的家乡远隔山水、相距千里。但是，他们同属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同受地主老财的盘剝、封建制度的压榨，同样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因此，当大革命风暴骤起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响应共产党的召唤，拿起砍刀，扛上梭镖，毅然参加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去。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贫农阶级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和作用，作了如下评价：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

    上世纪20、30年代，是社会黑暗、国家动荡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工业萧条，农村破产，失业群、饥饿群、赤贫群日益扩大。东洋鬼子的入侵，更使1840年鸦片战争起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形态，面临着彻底殖民化的威胁；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到了濒于亡国灭种最危险的时候！

    我母亲家庭的境遇，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1917年11月6日，母亲出生于上海市一个工人家庭。她的父母共生育九个子女，有五个因贫病夭亡。她幼年时，家庭生活情况很不好，9岁上学仅一年半便失学在家，13岁就到织布厂做童工，因年小常受人欺侮。在工厂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很深，任意开除工人，工人工作毫无保障，生活开支天天高涨，工资老是那么一点，工人们都很不满。  

上世纪30年代母亲的一家人 赵倩（中立者）穿着租用照相馆的服装

    1937年淞沪抗战时，母亲的老家宝山县刘行镇正是日军一个主要登陆点，她的外祖父母被日本侵略军残杀。国恨家仇，齐聚一身。目睹日寇在上海的暴行，再看些有关抗日的进步小说，母亲产生了参加救亡工作的想法。起初由于对共产党印象较少，母亲想只要是抗日的就去参加。

    1938年2月，母亲转到美商办的海宁洋行做工，工头都是白俄，对工人压迫很厉害。不久，有个名叫杨培娟的女工（地下党员）经常接近母亲，开始谈些工人问题，后来给母亲看些进步书籍，吸收她为工人救亡协会（党的外围组织）的会员。母亲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为工人救亡协会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动员思想较进步的工人上夜校，组织工人剧团对工人们进行教育。

    1940年11月，资本家将母亲及参加斗争的积极分子开除出厂。当月的一天深夜，经组织安排，母亲等七名地下党员和工运骨干，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乘北上的江轮，经过一个晚上的航行，到苏北新港上岸，经季家市、黄桥、海安、东台，抵达盐城参加新四军。母亲的三个弟妹，也都相继参加了革命队伍。

    革命先驱蔡和森说：“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人民活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的时候横空出世、应运而生，她所领导的独立解放事业，反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争的是最大多数人翻身做主人的权利、人人吃饱饭的权利、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这样的事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炎黄子孙求富强的伟业，彪炳千秋，永垂青史。我们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生逢其时，千流归宗，汇聚成改天换地、再造乾坤的历史洪流，并在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梅花欢喜漫天雪

    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②

    中国革命的征程艰险曲折，充满雪虐风号，信念坚定、百折不回的革命者愈显凛然高坚。

    “革命者”，不是自发产生的。父亲说过，他参加农民协会时的想法，是“如果有一天不受逼迫、打骂就好了；到了地方暴动打土豪平债的时候，又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能有几亩田、几间房子，自种自吃，有穿有用，能够接续后代，永远不受人家压迫剥削就好了”。这样的“入会动机”，只能算作是一个“造反者”；这样的造反结果，只能像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改朝换代”，而不是彻底的“改天换地”；这样的“造反者”也是不坚定的，有可能在革命的激流中，遇险则返，中途而退。

    上中学的时候，我看了一本朱道南写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看了据此改编的电影《大浪淘沙》，对其中一些因逃婚、找出路、追求时髦而先投入、后退出、甚至背叛革命的人物，留有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个十分鲜活的事例：父亲担任皖浙赣红军独立团政委时的搭档    熊刚团长，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指挥若定、冲锋在前、勇猛顽强，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死关，不愧为英雄的称号。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后，熊刚任营长（该团第一营营长是段焕竞叔叔）。这时，他头脑中的个人主义作祟了，经不起考验，认为官小了不愿干。他当时已经结婚，便离队带着老婆，从皖南跑回老家去。走到景德镇被国民党抓住，经新四军办事处交涉放回，送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当中队长。他思想更加不通，又跑掉了，从此一去不回，走完了他的“造反者”之路。

    由“造反者”向“革命者”转变的关键，是先进理论的灌输和武装。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有一幕场景：党代表洪常青给一心要找“南霸天”报仇的“造反者”吴清华等上政治课，黑板上写着五个大字    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已”，马克思的至理名言，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关系，成为启迪红军战士政治觉悟的金钥匙。

    党的一大代表、共和国的主席董必武同志说，“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

    我的父亲母亲参加革命后，分别在赣东北苏区党校、苏北抗大五分校，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了解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明白了个人前途命运与阶级、社会、国家前途命运的紧密联系，懂得了“我们革命，不是为了老婆、为吃饭、为出风头，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毫无意义”（刘少奇），实现了由“造反者”向“革命者”的转变。正如1941年6月11日，父亲在赠给母亲的日记簿上所题写：“共产主义者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理论来确定与坚强自己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同时要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

    我的父亲母亲认准了献身的事业是为了包括自已在内的人民大众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富于正义，无尚荣光！由此，他们在艰难曲折、雪虐风号的征途上，矢志不渝，从心出发，傲霜斗雪，永不回头！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熊刚以及那些变节者，不是也学过马克思主义吗？是的。但他们与真正革命者的差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是假信还是真信，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还是坚信不疑，在于对人民的事业是从心出发，还是从别的什么出发。时至今日，挂着羊头卖狗肉，两样货色齐备，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干的是个人主义，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已是个人主义，这样的人物，不是依然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