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冬，父亲率部来到了徐州。

1950年在厦门，兵团、军首长与29军英模合影 二排左二：刘培善（10兵团副政委）后排左起：吴森亚（85师副师长）段焕竞（军长）黎有章（军参谋长） 刘毓标（军政委）这张照片引发的感想：让英模站在前面，首长甘居后排。这，就是当年的首长！这，就是那一代人！

    徐州，古称彭城，历史文化名城，汉文化的发源地，中国第一位养生学家彭祖的故国、汉高祖刘邦的故里、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都，享有“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和“一代帝王乡、千古龙飞地”的盛誉；徐州，地处南北方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和商贾云集中心；徐州，我们刘家的血脉之源，在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刘氏宗祠的家谱封面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彭城刘氏”！

    淮海战役中，彭城刘氏的后裔在故乡参加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决战。当黄伯韬兵团被我4纵、6纵、8纵、9纵合围于碾庄圩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从徐州方向出动，星夜沿陇海路两侧向东驰援。11纵奉命离开东路战场，急赴徐州以东地区，阻击东援之敌。32旅赶到黑山一带，赶筑防御工事，担任阻击任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为了靠前指挥，旅指挥所就设在战壕后边，借破烂的小草房作指挥所。黑山阻击战的激烈程度和困难的环境，是32旅参加淮海战役中最艰难、最激烈、伤亡最大的阶段。战斗在荒野中，冰天雪地，非常艰苦。经过十天浴血拼杀，11纵和兄弟纵队一起，终于把东援之敌阻击在离被围的黄伯韬兵团30华里以外，保证了顺利歼灭黄伯韬兵团，宣告我军在淮海战场上首战告捷。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11纵改编为第三野战军29军，父亲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支苏中子弟兵，跨长江、战上海、克厦门，一直打到祖国的东南边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变化和组建海军、空军及特种兵的需要，于1950年10月决定撤销29军军部，各师改建其他军兵种。时任29军政委的父亲，于当年12月调任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后改称华东军区装甲兵）副政委（后于1952年9月任政委），折返北上，又回到了徐州。

    建国之初，为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华东军区的坦克部队有了飞跃的发展。1950年秋，成立了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司令部，由原来的一个坦克师，逐渐发展为两个坦克师、两个训练编练基地（师级）、三个独立坦克团、一个水陆坦克教导团，还为十几个步兵师组建、装备、代训自行火炮团。父亲到任后，克服文化水平低、缺乏技术知识的困难，认真地虚心学习，和首任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伯伯、继任司令员刘涌叔叔一起，为建设华东军区装甲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3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新技术兵种的组建者和领导者，为装甲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52年10月，父亲在徐州迎来了毛泽东主席视察华东军区装甲兵。35年后，他在《难忘的会见》一文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0月27日下午，向明、刘涌、华诚一、张光忠和我，一起到徐州北站叉道迎接主席。我们刚到不久，主席的专列徐徐驶进站台。车停稳后，主席满面笑容地走下火车，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随后下了车。向明向主席介绍道：“这是华东装甲兵司令刘涌，这是政委刘毓标。他们都当过红军。”主席一边和我们亲切握手，一边笑着说：“好，好。”向明又说：“请主席到装甲兵司令部去休息，那里安全也有暖气，都准备好了。”主席笑着对我们说：“我看就莫去了，去了会给你们添麻烦，搞得鸡犬不宁。就住在火车上好！今天没有什么安排，你们回去工作吧。明天去看你们。”

    第二天八时，主席一行准时来到华东装甲兵外宾招待所（当时用于接待苏军顾问）。主席就座后，点燃了一支烟，问道：“你们都是哪里人，哪年参加革命的啊？”刘涌说：“我是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主席说：“兴国我很熟，在长冈乡我还做过调查哟。”我答道：“我是江西横峰人，赣东北苏区的。1927年参加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弋（阳）横（峰）农民暴动，先做地方工作，当过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4年转入红军工作。”主席沉吟了一会说：“方志敏是个很好的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主席把吸了一半的烟掐灭后又问，“你们现在装备的坦克都是哪国造啊？”刘涌汇报道：“杂得很，有缴获的美式、日式坦克，也有前年苏联老大哥援助的一个师的T-34坦克。”接着简要汇报了华东装甲兵的主要编制装备和训练情况。

    趁着刘涌汇报的功夫，我仔细打量了主席。只见主席穿着一身黄色的中山装，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一双黄皮鞋有好几处磨得发白，右脚的一只袜子上打着补丁。

    当刘涌汇报到苏军的一个坦克师连人带装备来交接时，主席问道：“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还好吧？”我们说还好。听完刘涌的汇报，主席说：“看来你们的家当还不少哟。你们都当过红军，那时候是小米加步枪。现在不同了，有了坦克还有飞机、大炮，这些东西技术性很强。你们都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把坦克兵搞好。”

    主席点燃了不久前掐灭的那半截香烟，又问华诚一：“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典故不少，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华诚一立即把准备好的一套徐州地方志搬到主席面前。主席信手翻了翻说：“你的这一套不全哎，还少了一本哩！”我们听了，都为主席对历史知识博学而惊叹不已。又谈了一会，我们陪主席去云龙山看了看，尔后去九里山。

    出徐州北郊不久，一条新开的沟阻断了道路，我们都下了车。主席遥望着九里山，诙谐地说：“九里山近在咫尺，可是一沟横断马路，看样子是不让我过去了，我们只好打道回府啦！”这时天已近午，我和刘涌走到主席身边，请主席到装司用餐。主席说：“不用麻烦了，今天我请客，你们都到火车上去吃饭。”

    随主席回到专列不久就开饭了。因为餐桌小，我们分开就坐。主席单独用一张小桌，我和罗瑞卿、刘涌同桌，其他人另用一桌。主席吃的饭菜和我们一样都很简单。主食有米饭、馒头，副食是四菜（红烧鱼、炒野鸡片、炒辣椒和另外一个素菜）一汤，每桌有一瓶通化葡萄酒。开饭后我悄悄问罗部长：“我和刘司令给主席敬杯酒，好吧？”他摆摆手说：“不要去，主席不喜欢。”我们听了也就作罢了。那次是我第一次喝到通化葡萄酒，觉得特别的香醇可口，从此养成了爱喝这酒的嗜好。主席吃饭很快，吃完后起身走到我们身边说：“我去休息了，你们慢慢吃。晚上我们就走了，你们都不要来送行。好好把部队带好。”说完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35年过去了，我已是80老翁，许多事情淡忘了。然而和毛主席共同渡过的一天中的许多细节，主席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刘涌同志已经作古，我更有责任把毛主席视察华东军区装甲兵的情景，以及我所耳闻目睹的主席对装甲兵建设的关怀，他博学多才、平易近人、体恤下级、俭朴克己等优秀品质告示后人。我殷切希望新一代装甲兵指战员牢记毛主席的嘱咐，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为建设现代化的人民装甲兵而奋斗！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母亲以战士、贤妻、慈母的三重身份，与父亲牵手走过。在难忘的岁月中，有两地相隔的挂念、有胜利重逢的喜悦、有儿女降生的幸福，更有并肩战斗、相互支撑的坚强。

淮海战役期间，母亲和申大哥、华明二哥在淮安

    父亲多次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把你们兄弟姐妹抚养教育成人，是她对这个家、对革命的重要贡献。”是啊，做母亲不易，做战火中的母亲更不易，做战火中从军的母亲太不易！由于怀孕、生育、抚养儿女，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工作和学习。对此，母亲在日记中多次表露了“苦恼”、“遗憾”的心情。但同时，她以“带孩子培养革命后代也是革命工作”的认识，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

    经历了战争环境的华申大哥回忆道：“战火中的母爱，却更加弥足珍贵。我记得，在一次渡河时，国民党的飞机上下俯冲、投弹扫射，机头涂着红色的飞机尖利地呼啸着，母亲把我俩紧紧地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住在苏中一个临河的小镇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为了保护我们，母亲把几床被褥压在八仙桌上，敌人飞机一来，就让我们钻到桌子下面。她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尽一切所能地护卫着我们！”

    华申大哥饱含深情地说：“母爱是世间最无私、最博大、最深沉的爱，是传颂千古的永恒命题。与众不同的是，我们在那个特殊年代所亲受的母爱，凝聚了母亲的多少心血和付出。尤其是，她还是一个战士，还要履行她对组织对人民的承诺，这正是那个年代里这个特殊母亲群体的特殊伟大之处。”

    1951年的年初，母亲手牵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怀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我的东东姐姐），离别南国厦门，一路风尘，又到了徐州。在华东军区装甲兵，母亲担任了司令部副政治协理员，组织机关人员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整风、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

    正当母亲投入紧张的工作之时，一个小东西来“捣乱”了。她在1951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爱姆西已超过了半月还不见，这两天似乎有些反应，这问题的确是矛盾，怎么办呢？只有自己去克服生理上的反应，不要因此而妨碍了我的工作与进步！”这次怀孕，反应奇大。母亲在日记中，六次写道：“整天的无精神，总觉得混身不舒服”，“精神一点都提不起来，总觉得头昏脑涨”，“反应时间已不短了，还没有好，真要命”，等等。11月8月，在徐州西关医院，父亲母亲的第三个儿子，经历了惊险的难产，终于呱呱坠地了，因为生在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第二天，故取名“华苏”。又过了一年零四个月，在徐州八八医院，父亲母亲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华建”，因为他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1954年，随着父亲进入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我们一家到了南京。一年后降生的刘家老六、我的妹妹，取名“晓宁”。刘家儿女的名字，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征；刘家的命运，始终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在离开徐州十八年后，1972年年底，父亲母亲把两个儿子又送回了徐州，到坦克二师当兵。此后，依靠父亲母亲给予的思想品德基础和身体素质，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和华建顺利发展，直至相继走上军职领导岗位。

    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血脉源自徐州的我们父子三人被授予共和国少将军衔时，工作单位（华东军区装甲兵、工程兵指挥学院、某集团军）都在徐州！我和华建出生在徐州，入伍在徐州，授将在徐州，这方热土真是我们的“福地”啊！

    在徐州当兵、工作期间，我多次来到文亭街8号，这是清代徐州府道台衙门、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后来成为华东军区装甲兵机关驻地，是父亲母亲生养我的地方。

    在徐州当兵、工作期间，我多次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悼念在那场血战中牺牲的31006位英烈，他们是父亲母亲的战友、我们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