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特务从书架上抄出一本书，一面看书，一面嘟囔着：

    “老太太，你不要难过，你的闺女不要紧，你的姑爷可得枪毙，他是共产党！”

    赵妈妈质问他：“你们说他是共产党，有什么凭据？”

    特务说：“他不光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的官哩。”

    赵妈妈嘴上应付着特务，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个特务在家等了一天，毫无结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一样。等到第五天，仍然没有等到什么人，第六天便撤走了。

    宪兵一走，赵妈妈就想把文稿取出看看，因为只包着一层油纸，时间长了会受潮的。但又想到院子浅，墙外就是马路，院子里有什么动静，外面都听得见，万一特务一下子冲进来……

    第三天，她才从向日葵下扒出文稿。一看，坏了，稿纸上的红格已经洇模糊了，幸好字迹还清楚。心想，一定设法把它保存好。想到有个盛米的绿坛子可以腾出来，如果把文稿装进坛子里，封好，埋在房檐下，雨水流不进去，不是更稳妥吗？

    就在这天晚上，当更深人静的时候，赵妈妈把文稿往坛子里装。可是坛子小，塞不进去。她就用剪子把稿纸边剪掉，一叠一叠剪好，按顺序放进去，结结实实装了满满一坛子。深夜挖坑埋好……

    两个月以后，赵妈妈又到北平钱粮胡同宪兵三团探望乐光和女儿。因为正碰上乐光和其他一些战友要被押解到南京，宪兵排长特别关照，叫他们一家三口单独相会，并让她把女儿文兰领回家来。

    在很短的会面时间里，要交谈的主要还是关于大钊烈士文稿的事情。赵妈妈问乐光：“那些文稿怎么办？”

    “你把它送给李大钊同志的二女儿李炎华吧，她在艺文中学读书。”

    第二天，她在中山公园附近找到了艺文中学，见到了李炎华。可是李炎华在学校里过的是集体生活，文稿交给她并不安全。

    李炎华说：“还是请伯母把文稿送给星华姐姐吧。”

    赵妈妈谈到这里，看了看窗外那一抹晚霞，若有所思地说道：“记得三十六年前，我把文稿送到李星华手里的那天，也是这个节令。那一天，天灰暗，阴冷，北风呼啸着，把红叶吹落下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由地躬身捡了一枚红叶，把它珍藏在书本里，永作纪念。”

    后来，她保存的那些文稿辗转送到上海，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久久未能印行。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在“左联”的支持下，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鲁迅先生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高度评价李大钊同志遗文说：“血是流得太多了，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他的遗文却将永生，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赵妈妈还告诉我，全国解放之后，又出版了《守常文集》，还出版了《李大钊选集》，这些“文集”和“选集”出版单位，都送给赵妈妈一些样书，作为对赵妈妈的“奖赏”。

    当我告别赵妈妈时，西面青山吸尽最后一缕艳红的光线。赵妈妈的一番谈话，给我的教诲太深刻了，激起我思绪万千，我无心搭乘人声嘈杂的公共汽车，径直向住所走去。边走边品味着赵妈妈那质朴的话语。这位崇高的革命老人，心地是那样善良，性格却是那样坚强。她一生以服从于党，听命于党为乐。

    我心事重重地走着，不觉夜空已缀满闪光的星斗。突然，一颗明亮的星，带着燃烧的孤光,划过长空损落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已经五十二个年头了，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先烈的伟大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的光辉名字和遗作，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每当人们捧起烈士遗作的时候，一定会记起烈士的光辉业绩，也会记起我们的赵妈妈……

    借着明亮的华灯，我信手拾起一枚红叶，不由地想起了赵妈妈当年珍藏红叶的情景。我手里举着这枚彤红蜡亮的红叶，吟咏着陈毅同志的名句：

    “西山红叶好，
    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
    斗争见英雄。”

    6、李大钊扶持下的《西北日报》

    《西北日报》，以后改为《中山日报》，创刊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下旬。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时的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帮助西北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创办了机关报——西北日报。报社的社长、主笔、以至编辑、记者，大都是李大钊同志从北方各高等学校抽调的共产党员。报纸以很大的篇幅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以，西北日报虽然是西北军的机关报，但实际上具有党报的性质。

    为了解西北日报的始末，我们最近访问了当年西北日报的记者、老一辈共产党员刘贯一同志。现将刘贯一同志的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创办西北日报的历史背景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最激烈的年代。军阀混战，穷兵黩武，涂炭生灵。

    一九二四年，北方直系中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发动了北方政变，帅师回京，倒曹败吴，驱逐满清皇帝溥仪及宫廷遗老遗少，组成了国民革命军。

    北京政变之后，奉系由关外向关里大举进攻，首先占据了河北；而后，长驱直下，肆意扩张。这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每况愈下，冯玉祥处境最为困难。吴佩孚、阎锡山、张作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冯玉祥三面受敌。他的军队退距西北，西北贫瘠落后，没有巩固的大后方，西北军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当时冯玉祥的处境已是“山穷水尽”。他急切地盼望有“柳暗花明”的转机，只好求助于刚刚革命成功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他在北京期间，曾接近李大钊和《京报》的社长邵飘萍。当时，李大钊创办和扶植的北京报刊，如《政治生活》、《向导周报》、《京报》、《妇女周刊》等，对于冯玉祥提出的“劳工神圣”等主张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一九二五年二月，《京报》创办了《西北周刊》，周刊的头一篇文章就是《开发西北之重要关系》，在社会上震动很大。由此，冯玉祥看到了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开始以西北为后方经营报纸。在张家口市出版的《察哈尔日报》，是西北军最早的机关报。社长李广横，天津人，基督教徒；总编辑牛敏飞，山西人，无党派人士；副总编辑赵惜时，河南开封人，无党派人士。由这三个旧文人办起了一张超阶级的报纸，他们为办报而办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社会影响。为顺乎时代潮流，冯玉祥求助于李大钊，决定启用具有政治头脑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办一张有社会影响的机关报。

    当时，冯玉祥自称“是一个武人，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因此，在国内他推崇李大钊；在国外，他倾向苏联，热心向苏联求教。

    李大钊派来共产党人

    冯玉祥所属国民革命军西北军是较进步的军队。当时，李大钊同志对西北军予以积极赞扬，从政治上予以帮助。他先后派出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充实西北军。并且从各高等学校文科院派出十多名青年党员，帮助冯玉祥创办一份风貌全新的机关报。

     一九二五年的初冬季节，西北军的新生机关报《西北日报》在包头出版了。

    冯玉祥为了表示他对新生的机关报的重视和关怀，在《西北日报》编辑部的毗邻筹建了一所印刷厂，地址设在包头前街西小格。

    报纸的篇幅为四开四版，担任社长的是共产党员蒋挺松，浙江诸暨县人，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文学院。蒋挺松在学生时代便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诗词歌赋非常出色，也擅长白话文的写作。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投靠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对他非常赏识，把他介绍给冯玉祥，成为《西北日报》的骨干。

    李大钊介绍给冯玉祥创办《西北日报》的共产党员还有：总编辑马吉良，浙江省诸暨县人；副总编辑胡英初，江西省婺县人；编辑彭振刚。这些人多是大学毕业生，文笔很好，党性强，共产主义信念非常坚定。

    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这些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他们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办党。报社设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蒋挺松，他也是包头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同张家口、京绥铁路党组织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蒋挺松、马吉良、胡英初、彭振刚，都是中共包头市委的负责人，也是国民党包头市党委的负责人。他们先后在包头市发展党员二百多人，基层支部纷纷建立。他们一面写稿，一面参加党的活动，经常出席支部会议，出席工人集会，开展讲演活动，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的编辑、记者，都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编辑、记者的队伍也在逐渐扩大。当时，包头市永升厚商号的青年职员刘贯一，积极为《西北日报》撰写杂文，思想激进，作风正派。蒋挺松、马吉良亲自介绍刘贯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于一九二六年二月调他到《西北日报》担任记者。

    《西北日报》的总务工作，也由共产党员丁保钰担任。

    所以，《西北日报》这一阵地，始终为共产党人所掌握，所控制，所利用，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具。

    《西北日报》的战斗风貌

    《西北日报》始终同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区党委保持密切联系。北方区党委对报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要求报纸要有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批评的精神。当时，报纸的宣传方向是“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这样的口号，冯玉祥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时的办报思想是较为一致的。

    《西北日报》虽然是西北军的机关报，但却是面向社会各阶层，读者对象除西北军广大将士外，还偏重于工人、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如教师、学生和商号、银号的职员等等。

    蒋挺松和胡英初轮流为每天的报纸撰写社论，宣传党的主张。他们写的社论，理论新颖，既有鲜明的党性，又有适应社会各方面读者要求的灵活性、鼓动性，号召力很强。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西北日报》很快发表社会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声讨段政府，在西北地区震动很大。四月二十日，广东中山舰事件以后，《西北日报》也发表了社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西北日报》的副刊办得非常出色。理论副刊发表共产主义浅说；系统介绍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资料；介绍马、恩、列、斯的生平；介绍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漫话考茨基；介绍李卜克内西的功与过；系统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把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驳得体无完肤。

    文艺副刊办得生动活泼。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流传着种种神话传说；占命算卦非常流行。什么“未卜先知术”、“百灵书”等在社会上非常流行。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文艺副刊文艺形式，宣传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宣传科学，破除迷信。也时常向读者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推荐白话文佳作。

    因为《西北日报》是西北军的机关报，当地政府无权过问，没有检查制度，所以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内容丰富，旗帜鲜明，在西北一带，享有很高的权威。西北地区的各学校、各群众团体，以致北京各高等学校也争相订阅。发行量在西北各报刊中居首位。往往是一人订报，同乡、同学都来争相借阅，而后再寄给远方的亲友传阅。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由近及远，由西而东，由北而南，影响颇大。

    它的突出作用，还在于引导广大青年一代，逐步学习共产主义。当时，很多青年人感到了阶级的压迫，经纪上受剥削，政治上没有出路。这时候，报纸成了他们的“引路人”，帮助他们找到了向导。刘贯一同志告诉我们，他自己便是在《西北日报》的引导下，奔向共产党，奔向革命道路的。

    《西北日报》改为《中山日报》

    一九二五年底，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联合发起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也和直系合作；段祺瑞表面上同冯玉祥合作，暗中捣鬼，使冯玉祥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一九二六年元旦，冯玉祥向段祺瑞提出辞职，西北军交托给张之江。元月四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出洋，取道库伦赴苏游历。

    在冯玉祥出国期间，西北军节节败退，撤出南口，舍弃大同，最后只剩下十几万人集中包头。士兵穿不上军衣，领不到军饷，部队濒于阶梯状态。西北军司令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根据绥远省的五原县，《西北日报》也随军移至五原。
九月初，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当时，他亮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旗帜，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受到西北人民的热情支持。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同韩复榘等人在五原会师。为全军将士补发了欠饷，补充了弹药。十八日，他在五原发表了就职宣言，声称要遵奉孙中山的遗嘱，“与苏联亲善”，“资助工农”，“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提倡平民政治”。

    在五原誓师会上，刘贯一同志代表《西北日报》发表讲话，祝贺冯玉祥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表示要举起刀笔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冯玉祥为了表示遵奉孙中山先生遗训的决心，把《西北日报》改名为《中山日报》，报馆的组成人员也作了相应的变动。

    西北军全军上下都知道蒋挺松有一支锋利的笔。冯玉祥看中了蒋挺松的才华，调他到集团军司令部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为何其红。当时，冯玉祥发出的宣告、通电，很多出自蒋挺松的手笔。

    接着，李大钊同志又派来了北大文科院学生贾午（又名贾丽南，河北唐县人），担任《中山日报》的社长，共产党员李子光担任编辑。包头市银行青年党员郭博瑞也参加了《中山日报》的工作。

    冯玉祥推行西行入陕的战略，但又不肯放弃包头。因为包头接近蒙古，是同苏联取得联系的战略要道。为此，西北军司令部又移至包头。《中山日报》也由绥远迁回。由一支庞大的骆驼队载着这支新闻队伍北上，晓行夜宿四百余里，刘天以后，到达包头市西门外乌兰淖包村定居，这就是《中山日报》报馆的新址。

    改版后的《中山日报》，宣传共产主义更公开了。第三国际为西北军派来的党代表刘伯坚非常支持这张报纸，并善于利用报纸及时宣传党的主张。刘伯坚还时常为报纸撰写社论，画漫画，配打油诗。编辑、记者白天采访，晚上撰稿，深夜校对，十多个人办一张内容非常丰富、为社会各界所欢迎的日报。

    当时为《中山日报》撰稿的通讯队伍，有教师、职员、将官和士兵，还有李大钊同志派到西北军的几百名青年学生。这些人主义鲜明，学识渊博，写出的稿件质量很高，给报纸以极大的支持。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的骑兵团逼近包头，报馆在枪林弹雨中第二次撤出包头市。西北军司令部特意送给报馆一只载重五百斤的大骆驼，运送编辑人员。他们沿黄河西行，渴了，向黄河凿冰，拾牛马粪燃火化水；饿了，把和好的玉米面放在燃烧的马粪堆上烤饼吃。困了，轮流在驼背上憩睡。整整八个昼夜脚步未停，到达银川。因为银川没有印刷厂，《中山日报》由铅印为油印，由日报改为三日刊。在边远地区办报，交通不便，纸张匮缺，报纸的出版和发行非常艰难。

    《中山日报》的特殊使命

    《中山日报》同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北方区党委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报馆成了北方区党委同西北军的联络机关，成为李大钊领导大西北党组织的总枢纽，总联络站。

    当时，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公开，组织不公开。冯玉祥于五原宣誓就职后，李大钊及北方区党委先后派往西北军的共产党员达三百多名，很多由《中山日报》接洽后，分别介绍给西北军各部。那些来自北京，来自各大、中城市的共产党员，有穿长袍的，有着西装的，纷纷云集报馆，报馆的宿舍、办公室搭满了地铺，天天都在接待来自远方的客人。其中著名的有王若飞、王一飞、方仲如和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中山日报》定期向李大钊同志报告工作。如西北军的动向，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苏联的援助，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情况等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到来，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农民举行暴动，各种平民协会，风起云涌。冯玉祥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接受不了我党的政治路线，害怕工农运动，终于倒向蒋介石。徐州会议以后，蒋汪合作，宁汉河流。冯玉祥背叛了“联俄、联共”的宣言，把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面“审查”，许多共产党员被迫离开了西北军。一部分人奔赴九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取到库伦赴苏联求学。《中山日报》从此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