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黄薇作为战地记者团唯一女记者在徐州抗日前线采访。

1938年5月27日从徐州前线回到武汉的战地记者受到新华日报社的热烈欢迎。前排中为黄薇、右一为范长江；中排右五为王明；后排右六为秦邦宪、七为吴玉章、八为章汉夫。

革命伴侣，风雨同舟——1947年10月28日黄薇龚陶怡在菲律宾马尼拉结婚。不久后他们领导的华侨导报被迫停刊，二人奉调分赴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华南分局就职。

1949年9月21日，黄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代表华侨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献旗献花，并向大会致词。

1949年10月黄薇与龚陶怡结婚二周年在中山公园合影留念。

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左二）在曾任中共与马共的联络负责人黄薇（左一）家

    母亲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此前3个小时，我还在与她闲谈，还在商量第二天去铁路总医院看病的事……

    所有知道母亲真实病情的人，对她的离去都有思想准备。只有母亲对病情的那种不以为然的平静，让人们想不到她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痛苦，甚至以为她还能继续活一年两年，甚至更长久。

    从没见过母亲有什么大喜大怒大悲，也没见过她为什么事情而情绪激动，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在她看来似乎一切都应随其自然，一切问题都会不攻自破、迎刃而解。无论是涉及个人的级别职务、工资待遇，还是身患乳癌危及生命；无论是“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还是“落实干部政策”时遇到种种不公，她都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把这些关乎个人及家庭利益，甚至危及生命的事情都看得那么“无足轻重”。或许，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襟怀，一个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个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矢志不移的革命者所具备的素质。

    和许多老一代革命者、老共产党员一样，母亲也有着曲折复杂的经历、光荣的革命业绩。虽然她和父亲都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却始终视自己为机关里的普通职员，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自己的地位和工作情况，炫耀自己过去的辉煌。尽管我毕业于干部子女云集的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育英学校，在北京八中上学时对“红色接班人”的影响开始有所感悟，但即便是在“文革”闹“血统论”之时，和机关里的许多孩子一样，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就觉得比别人了不起，更谈不上优越感。

    小时候，母亲向我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让我阅读反映英模人物的有关报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直到父母离休之后着手撰写回忆录，我们才知道他们的经历也是多么不平凡。长期以来，我都想不出母亲有什么“特殊”之处，能记起来的，全是当年那一代做父母的对子女几乎一致的要求：

    “要做一个思想进步的好孩子” ——育英学校是寄宿制，每个周六下午放假回家，桌子上已放好了《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和《儿童时代》等报刊，上面圈好的内容是要求我必须看的。当然，报刊旁还会放有一些糖果点心。

    “要做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母亲要求我周日上午去收发室取报纸时要为楼上楼下几户代取代送，家里清洁整理杂物柜成了我的固定工作，而帮着大人打扫卫生、倒垃圾、卖家里的“破烂”，甚至打扫公用的楼道也都一一给我安排好了。

    “要做一个懂得勤俭节约的好孩子”——从吃饭不许掉米粒到自己刷碗筷，每周只给两元午餐费，“节约归己”……我从小在母亲那里受到的就是如此实际的教育。

    母亲从来不肯走关系，求人为子女办事。儿子上哪所中学，去多么边远的地方工作，她似乎都觉得无所谓。我当兵复员后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需要调工作，父母从没像有些家长那样操着心“走后门”，而是“听之任之”。不过，母亲终于还是为我求了一次人。看到身怀六甲的儿媳妇为儿子调动工作而四处奔波，看到当了爸爸的儿子仍处于没有工作的困境中，她终于动了侧隐之心，委托邻居将儿子介绍到刚建立不久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母亲，儿子难为您了，您为了我而破例违心地走的这一次“关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人生最大的考验莫过于生死，而母亲一生中几经出生入死，都能以冷静、坦然、乐观的态度对待，从而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解放前她和许多老革命一样，就不用说了，20世纪60年代初，她以乐观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与癌症作斗争，积极配合医生完成了治疗，而且经历了“文革”多年的身心摧残也没有复发，这使许多关心母亲的中央联络部的老同志对此都深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