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线归来， 鞍马劳顿的她尚未挥去身上的征尘，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又随世界学联代表团奔赴延安参观访问。在这方革命的圣地，太多的新气象深深地打动了她，吸引着她。想到自己虽然有足够的革命热情，却欠缺系统的革命理论，她由衷地渴望能够留下来学习和工作。

    这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与她进行了亲切随和的谈话。针对她的愿望，毛泽东主席说：“当记者也是学习，你是回国参加抗战的惟一华侨女记者，把自己见到的写出来向海外报道，这个工作更有意义。”毛泽东还告诉她：“最近陕甘宁边区各界组织了一个参观团，到晋察冀边区去慰问参观，你可以同他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在敌人后方的工作、斗争情况。”

    虽然留在延安是黄薇由衷的心愿，但她还是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开始了华北敌后的新历程。马背上长时间的颠簸对身体娇小的她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可是数千里行程，为了赶时间常常需要快马加鞭。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即便是痛经时也没有掉过队。黄薇在三个多月时间足迹遍及40多个县，采访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周士第、甘泗淇、舒同、李达、孙志远、陈锡联等八路军著名将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地方权政负责人，抗战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等等。

    她以所见所闻写成的百余篇敌后通讯，或报道共产党领导群众英勇抗战，或揭露日寇在中国令人发指的兽行，或呼吁侨胞以药品等急需物资支援八路军。这些通讯先后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连载了6个多月，许多华侨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在海外读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不少革命前辈和爱国华侨日后回忆起来都说：当年就是读了黄薇的那些文章而回国参战的。难怪后来这些通讯结成集子出版时，萧克将军写下了这样的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

    “还是去重庆吧，那儿需要你……”左权将军代表共产党说的一席话，使她又辗转来到政治形势与天气一样雾蒙蒙的山城，以华侨记者的特殊身份进行对敌斗争

    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不仅是人才荟萃之地，更是各派政治势力较量之处，斗争尖锐而复杂。（注：当时活跃在重庆的三位著名女记者是：香港“星岛日报”黄薇、“大公报”彭子冈、“新民日报”浦熙修）。活泼干练的黄薇很快就引起了上层人士的关注，宋美龄曾在一次会上请她就华北敌后的情况作报告，听后感觉她口才好，“很会做宣传工作”，特聘请她到“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讲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很欣赏她的才干，希望她能参加国民党，表示准备让她当国民参政员，并可以派去美国留学。她却丝毫不为所动，以“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最好不参加什么党派”为由予以回绝。

    她连续发表的那些有关延安和华北敌后的通讯，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感，蒋介石责怪宋美龄不该让她到训练班去宣传共产党，随即停了她的课。“皖南事变”后，她及时采访了叶剑英将军和冯玉祥副委员长，又不顾阻挠将周恩来“千古奇冤”的激愤诗作发到海外，让侨胞们得以了解事变的真相。对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大胆揭露，从而也使自己进一步成了特务们必欲拔除的眼中钉。冯玉祥得知有人要加害于她，便十分关切地要她躲在自己的公馆里：“他们不敢到我这里来抓人！”

    黄薇平静地谢绝了他的好意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不能在这种时刻躲起来，我要战斗，为了自己的事业哪怕牺牲一切。”

    无法说服她的冯将军久久地握着她的手，内心感慨万端，看着这个身材不高却有着无畏精神的女孩子，只好一再叮嘱：千万小心！

    关心她的又岂止冯将军，邓颖超也在为她的安全担忧，两次私下与她谈话，指出形势之严峻，要她马上离开重庆去香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仍然不肯走，态度坚决地表示：当初回来就是准备为国献身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邓颖超大姐耐心地为她分析：“你想过没有，你是从日本回来的，他们会在这点上怎样做你的文章？”

    是啊，敌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他们完全有可能颠倒黑白把一个抗日女记者诬陷为汉奸，使他牺牲了性命还要蒙受不白之冤。如梦初醒的黄薇这才听了邓大姐的劝告，并在她的周密安排下离开了重庆。而就在飞机起飞前的几分钟内，还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特务们没找到机会下手又不甘心让她走掉，就派了一个女官企图利用搜身之际栽赃诬陷她。他们没想到这位奉命来搜查的女官，竟是黄薇在妇女干部训练班上教过的学生。她一边用手在黄薇身上象征性地摸索着，一边俯在她耳畔悄悄地说：“我是你的学生，我不会害你。”

    就这样，她逃离了虎口。回忆当初的的情景，她满怀深情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廖承志转达了组织派她去菲律宾的决定。来到这个美丽的岛国不足三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她又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1941年9月，黄薇由香港来到菲律宾，以《星岛日报》记者的身份与当地华侨的中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起遭到了日寇铁蹄的践踏。日军不仅杀害了许多爱国侨胞和华侨领袖，还由军部出面出版了华文《马尼拉新闻》，进行所谓“东亚共荣”的欺骗宣传。为了揭穿敌奸的阴谋，抗日组织推出了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注：该报创建人之一许敬诚即许立同志是菲律宾华侨抗日领导人，1930年的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黄薇（此时化名南君），党组织委派她负责《华侨导报》的编辑工作。当时敌人为了严格封锁消息，下令改装民间所有的短波收音机，凡胆敢收听英美广播的一律处决。黄薇和她的同仁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冒着生命危险出版发行这份报纸，直到马尼拉光复，整整坚持了三年时间。白天，他们以做杂货生意为掩护，夜晚躲在低矮的阁楼上，边用小小的收音机收听莫斯科、旧金山、重庆的广播，边速记，然后编报、刻蜡纸、油印。阁楼不能站立，也无法旋转桌椅，只能蹲着或席地而坐，时间久了腰酸腿麻自不必说，可他们就这样通宵达旦忘我地工作着。

    地下报纸需要秘密出版，也需要秘密发行。黄薇他们有时把它折起来塞在雪茄烟或火柴盒里，有时把它卷起来装在发蜡筒中，有时藏在《圣经》中送进教堂，有时则压在菜篮下混入市场。而在这些过程中，任何一个小小的纰漏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华侨导报》很快就受到爱国侨胞们的欢迎，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许多人认为正是这张地下小报，使人们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对敌斗争的勇气。这样一张被读者视为指路明灯的报纸，自然会招致敌人的恐慌与仇恨，他们不遗余力地追查搜捕，企图扼杀那深入人心的感召力。可是，无论形势多艰险，就是在发行站遭到破坏，一些同仁落入敌人手中的情况下，编辑部几经转移，克服重重困难，仍然保证了报纸如期出版。

    马尼拉光复后，抗日反奸大同盟的总结性文件《三年奋斗史》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华侨导报》的出版，使整个抗反同盟在宣传工作上，在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上，在同敌奸作各种斗争上，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而当年的一位读者则说：“最初发现这张油印小报，感到十分诧异和惊叹。因为在那黑暗的沦陷时期，住在马尼拉的人夜里听到日本宪兵的军靴声，就已经在心惊胆跳。但偏偏有那么一群不怕死的海外中华儿女，竟敢向野蛮的日本法西斯挑战……万分敬佩。”

    时势造英雄，这话也许不假。但不知为什么，坐在这位资深的新闻界老前辈面前，听她以平淡的口气谈着自己的往事，以热切的心情关注着社会的现实，我总觉得她是一位很“特殊”的女性，女人总是把爱情看得很重，需要有人呵护，有人疼爱，再“事业型”的女人也难免要把相当的情感、时间、精力交付给家庭和孩子。

    黄薇则不然，自从她在初恋的情感与理想的追求间选择了后者，以后的10几年中从前线到后方，从国内到国外，她的青春，她的热情，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了祖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斗。虽然不断有人向她射出爱情之箭，却没有谁能够占据她的心，因为她的心里装满了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命运。直到35岁那一年，她才和一起在《华侨导报》工作的龚陶怡结成连理，但是，因形势紧迫，新婚第二天，他们又被迫各奔东西。

    那是1947年10月，菲律宾当局受国民党的挑拨和唆使，对华侨进步人士和进步报刊的迫害日益加剧，作为总编辑的黄薇被菲国家调查局传讯，《华侨导报》被迫停刊，组织安排她紧急撤到香港，并提任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总编辑（注：当时的社长是乔冠华同志，后来的外交部部长；副社长是肖贤法同志，后来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就在黄薇撤离菲律宾的前一天他们结了婚。为了躲避菲宪兵的搜捕顺利飞抵新的岗位，这一晚她编完了最后一期报纸后，就转移到机场附近一个朋友家中。而龚陶怡作为总经理则必须留下，处理报馆的遗留问题。直到一个月后，这对新婚夫妇才得以在香港聚首，开始他们的共同生活。

    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黄薇作为华侨代表要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亚洲妇女会议。只有5个月大的孩子就被表姐送到了新加坡的舅舅家，孩子重新回到妈妈身边已经是5年之后的事了。以后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十年里，她仍然没因孩子和家务影响工作。孩子分别住在学校和幼儿园，夫妻俩平时大都是在食堂吃饭，晚饭后还要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直到现在，她也不会烧菜煮饭，总是老伴儿做什么便吃什么。

    十年动乱中，康生一伙捏造罪名，黄薇被迫接受批判和审查。有的人顶不住走上了绝路，她却十分坦然：“我的历史是自己用行动写出来的，我对自己最了解，如果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想瞒也瞒不过去，没有做的硬逼我承认也办不到。”大冬天她被关在没有暖气，不见阳光的“牛棚”里，不但无法照顾上小学的小儿子，还需要他每天来送饭。一个星期天，因为儿子从家里送来了一杯咖啡牛奶、几片面包和一只煎蛋，“造反派”不能容忍她吃得这么“资产阶级化”，遂决定让食堂派人来“牛棚”售饭，她告诉我：“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再也不必让孩子一次次为我送饭了。”

    这是一上午她说的一句最富母爱色彩的话。以常人的标准来衡量，她或许不是一个好母亲，她从不以自己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贡献当资本，为孩子谋取些什么，也不为他们的前途操心，一切全凭他们自己去努力。可是，她的孩子们却由衷地尊重她，爱戴她，把她视为自己的益友良师。

    “文革”后期，当年的战友从菲律宾回来找不到黄薇，打听到她和许多当年战斗在海外的老战友都背着“特务”的罪名而被关押审查，有的还被迫害致死，感到非常不平。他们通过联合国给周恩来写信：“黄薇出生入死，怎么可能是特务呢！”是周恩来的关怀，使此案得以全面审查，并被证明是冤假错案。后来，面对“政治历史清白，对敌斗争英勇”的结论，她十分平静地说：“不过是还我原来的面目嘛。”

    个人的功绩以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都看得很淡。回首往事，她说：“我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只是问心无愧，非常坦然。”对国家对社会，她却一如既往地关心，她说：“党风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党的干部一定要为老百姓干实事，作表率。”

    这位80多岁的老人虽早已离休却并未赋闲，除应报刊、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组写些回忆录和史料外，还重新收集整理了过去发表的战地通讯，以满足出版社出书的要求。这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工程，全部稿子都是她的侄子黄清渠（原广东省副省长）从新加坡图书馆的当年报纸上翻拍后影印出来的，字迹小清晰度差又都是竖排的繁体字。她硬是一字字辨认，一句句订正誉清，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这本由舒同题写书名、伍修权作序的《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既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读物，又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此外，她家的客厅里还摆放着一座熠熠发光的大奖杯，那是她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撰写文章的所获。

    朴素的衣着，平易的话语，和蔼的微笑，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位老人。然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崇高的思想境界，独特的人格魅力，使我由衷地敬重她。

    （原载《中华儿女》杂志海外版1996年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