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的奶奶和外婆就来到我们家，两位老人开始由父母抚养，加上我们四个孩子，8口之家算是一个大家庭了。

    奶奶曾是富家奶奶，能识字绣花，记得腕上还带着一块小手表；外婆则是贫寒主妇，养鸡种菜，厨艺精通，到了北京还抽着铜制的一杆水烟袋，两位老人脾气秉性各不相同，协调好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事，母亲费了脑筋。我们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相差8岁，都处在吃饭长身体的年纪。父亲倾心工作，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全由母亲操心，辛苦是肯定的。我和妹妹是老大、老二，都能穿上新衣服，而我的两个弟弟老三、老四，就没那么幸运了，能接着穿我的衣服还算幸运，如果弟弟继承了姐姐的衣服就倒霉了，会被男孩子们笑话，很没面子。60年代初期从南京到北京后，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家总有人得病，我和小弟弟先后因肝炎、肾炎住过医院，最倒霉的是我外婆有一年因发烧不治竟然瘫痪在床，母亲失去了干家务的得力帮手。那几年母亲格外辛苦，每天下班回来，除了买菜做饭，洗衣打扫之外，还要伺候外婆，喂饭擦洗，接屎倒尿，定期洗澡，记得给外婆洗澡是全家最辛苦的活儿，每次即使全家动员、妹妹全力以赴帮忙，母亲也总是累得汗流浃背，这样的辛苦一直持续到我外婆去世。

    上世纪60年代初还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吃肉凭本，解决好一家8口人的吃饭吃菜问题也不简单。我们从南京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玉米面窝窝头，很是吃不惯，外婆和奶奶更是如此，看到我们难以下咽，母亲就把窝头切成小丁，加油和葱花或者菜一炒，成为一盘像南方炒年糕似的美食。为了让我们四个孩子既能吃好又能保持一定的数量，母亲也费尽了心思，如将肉馅包在豆腐千张里，将肉丸子煮在浓烈的四川冬菜汤里，菜做好以后，母亲总是亲自给我们四个孩子平均分配菜里的肉丸子，以防止有人“多吃多占”……母亲,就是我们家的中坚，生活里的总司令。

    (五)

    1949年解放以后，父亲的工作也不都是一帆风顺，面对过好几次大的风浪。作为一介书生，父亲也曾显露出性格上的弱点——优柔寡断、思虑过度等等，而在此时，母亲作为一个直率任情的四川人，那种“辣妹子”的性格无疑给了父亲很大的帮助。

    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怀疑父亲是胡风分子，将父亲监视起来审查，父亲一度也懵了，弄不清楚与那些文艺界朋友交往是不是就是结成了反党小集团？是母亲直率的当头棒喝——“你怎么自己往河里跳”使父亲清醒了很多，开始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也是母亲给审查组领导写了“平安无事”的纸条，与父亲讲清利害，确保了父亲的政治和生命安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父亲访问越南途中得病，一度意识絮乱、昏睡不醒，有人要将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检查治疗，又是母亲挺身而出，拍着胸膛向组织上大喊：“是你们了解徐荇还是我了解徐荇，坚决不能去精神病院！”，母亲的坚决态度，阻止了从这方面的怀疑和治疗。随后，母亲请假陪父亲到北戴河疗养了一个月，没有吃多少药，父亲的病竟然好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面对批斗狂潮，沙滩大院里自杀的人不少，父亲有的战友和朋友也有走上不归之路的，而遭受批斗和审查的父亲却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一点问题。母亲曾对我们说过：“为什么有人自杀，那是家里起火了，夫妻相互怀疑、相互揭发、相互斗争，内外交困，那真是把人往死里逼呀”。而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坚信一条，她与徐荇在革命征途中相识相知相伴，徐荇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她也不断提醒我们这些孩子，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父亲，相信党的审查会有好的结论，千万不能怀疑。

母亲父亲1966年春在北戴河疗养时的留影

    1968年我到陕西三线的一家工厂当工人，谈对象时自己的女朋友竟然受到组织上这样的压力——你是我们重点培养的政治干部，马上就要发展入党，是要当党员呢还是要交一个走资派的孩子做朋友呢？两者只能选择其一。母亲在千里之外的干校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未来的儿媳妇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我父亲的历史，请她坚信我的父亲，坚信自己的选择。后来还知道，就在同时，母亲还给《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军代表写了封措辞激烈的信，以一个工人阶级党员（因为当时很讲究一个人的出身成分）的口气要求组织上尽快给父亲做出公正的结论，以免影响孩子们的进步与发展。我的妹妹在内蒙古农村插队期间，被所在公社推荐到北京大学上学，可是父亲单位的外调函却迟迟不回，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是母亲写信给《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军代表，用激烈的言辞催来了合格的外调信函，保证了妹妹如期上学。

    一个出身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就是厉害，一个四川人的直率任情真是管用，无所顾忌，敢说敢干，在关键时刻帮助过父亲，也帮助了我们这些孩子在非常时期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