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2年10月，母亲进了重庆张家花园农本局实验纱厂，一个13岁的小女孩，应该算是童工。干了2个月，发现重庆中央印制厂招考点查女工，待遇比纱厂高，条件要求是高小文化，母亲便前去投靠，顺利通过，成为中央印制厂的钞票点查员。

母亲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中央印制厂工作时的照片

    重庆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政府承印钞票的工厂，极其重要，共产党的组织当然会在此发展力量，母亲就是在这所工厂里接触到共产党并受到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3年初，检查二课来了一位新工友何诣静，与母亲同台工作，晚上同睡在一个屋子里。母亲发现此人一到深夜，等别的工友都睡着以后，就会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来读，母亲也爱看书，问她看什么，她说是列宁传，母亲问列宁是什么人，她就悄悄地对母亲讲起有个国家叫苏联，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如何幸福等等，看到母亲感兴趣，就开始不断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像高尔基写的小说给母亲看。在何诣静的引导下，母亲还与厂外的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参加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的领导人先是沈静芷①，后为杜延庆②，成员基本都是中央印制厂的工人，约有六七个人，除了学习《经济学入门》、《大众哲学》、《整风文献》等延安拿来的书籍外，还经常讨论时局和工厂里的事。母亲是小组里年纪最小的小妹妹，得到了小组里同志们的热心关照、爱护和帮助，初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光荣使命。同时，母亲还在中央印制厂参加了由地下党员周迅组织的“工人同仁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分经济和文艺两个小组，母亲参加的是文艺小组的学习，夜晚经常练习写作。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何诣静带着母亲找到了育才学校文学组寻求帮助，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在党组织“交朋友”活动的引导下，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喜欢写作的工厂女工，从此开始了交往并相知结缘。

    1944年到1945年期间，正是大后方民主运动高涨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重庆的工人运动开展的很活跃。中央印制厂也是如此，为了抗议厂方限制工人歇息而实行的发“大小便牌”制度，地下党组织了工人罢工和怠工活动，母亲是积极分子，最终迫使厂方取消了这种苛刻的制度。1945年2月，蒋介石的特务打死了一个重庆的电力工人，各个工厂联合起来开展抗议宣传活动，母亲还在中央印制厂里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在搞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母亲认识了一个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大哥——吴在民。吴在民是印刷界里的老共产党员，受党组织之命，夫妻二人在重庆开了一个私人印刷作坊，表面上印些言情小说，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的印刷厂，母亲经常到这里取传单，因此同吴大哥一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46年5月的一天早晨，中央印制厂上班的工人吃了闭门羹，紧闭的铁门上贴出一张告示：“工厂迁往上海，工人就地遣散”。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母亲作为工人谈判代表与厂方据理力争，最后迫使厂方加发了7个半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工厂关闭，母亲失业，经地下党学习小组同志的介绍，母亲来到陶行知办的重庆社会大学读书学习。

    重庆社会大学是我们党支持办的一所业余夜大，教师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知名人士。母亲读的是新闻系，乔冠华、张友渔、熊复等都给他们上过课。由于学生都是进步青年，大家志同道合，学习认真、讨论热烈、气氛活跃，学友亲密无间，除了学习还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民主进步活动。母亲在这里参加了社会大学学生管理委员会，还经常到重庆《新华日报》听讲座和参加各种活动，结识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如同在新闻系学习的刘川，当时在重庆新中国剧社工作，母亲就经常去他那里玩，还反串过该剧社排演的巴金话剧《春》中的一个小角色。刘川解放前夕从军入伍，之后成为解放军前线话剧团的著名编剧和团长，编排出许多好作品，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

    对于社会大学充满的红色气氛，国民党政权又气又恨，经常派特务在学校周围监视并找碴骚扰。1946年底，北京发生“沈崇事件”后，全国掀起了反美抗暴为主题的学生运动，社会大学的学生在重庆也开展了各种抗议活动，1947年初，社会大学遭到查封，被迫停办。此时，国民党还封闭了重庆《新华日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强迫他们离开重庆，内战迫在眉睫。此时，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遭到搜捕和镇压，母亲的直接联系人被迫转移了，一些亲密的好朋友被捕了，母亲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找谁帮助呢？直接联系人找不到了，母亲就想到了已经转移到上海的吴在民大哥，立即写信问他怎么办？很快吴大哥就回信了，让母亲到上海去，不仅答应设法给母亲找工作，还寄来一百万元（旧币）作为路费。这些钱是党组织给的，母亲激动万分，倍感温暖，立即离开家乡奔赴上海。

    母亲能去上海，也是她与父亲的缘分使然。父亲1946年4月离开重庆之后，母亲即与父亲失去联系。这期间，地下党曾组织进步青年去中原解放区，母亲的战友也曾相约一起去新疆支援伪装进步的军阀盛世才，母亲都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而转移上海，却很顺利。

    1947年10月，母亲与刘川等人一起乘船到达上海，她就住在吴在民大哥家里，工作是在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厂，仍然做检查女工，这次不是检查钞票，而是检查邮票。更大的欣喜是，1947年11月母亲由吴在民大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介绍人就是在重庆中央印制厂组织工人读书会的地下党员周迅，此时她也转移到了上海。

    1948年1月，母亲患病，经诊断是十二指肠溃疡，不能在紧张的印刷厂工作了，她只好一边治病，一边休养。有一次在与吴大哥一起到上海大场育才学校时，又见到在这里教书的父亲，意外的惊喜很快演变成相依相恋。育才学校的教导主任杜君慧大姐③为了成全父母的恋爱，就在大场附近给母亲找了份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吴在民大哥也将母亲的地下党关系转到大场地区，没想到母亲党内的领导者恰巧也就是父亲。一切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48年8月，母亲与父亲在育才学校结婚。

 
1950年母亲父亲与刚满周岁的我在南京一起合影

    从上海地下党转移到南京地下党，父母一起迎来了南京的解放。父亲去接管私营的旧报纸，后来到了宣传部、《群众》杂志；母亲则穿着军装进了南京《新华日报》，后来先后在新华社南京分社、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1961年，我们全家8口人（父亲、母亲、奶奶、外婆加上我们4个孩子）随父亲调往北京，母亲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1969年，母亲去了天津静海县团泊洼的文化部“五七干校”，1976年分配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资料馆，20世纪80年代初因糖尿病提前离休。